（图为父亲1944年为二姑写的订婚证书和结婚证书）

（图为父亲手写的《太上感应篇全文》）

于泽涛

一

最近，我和老伴翻箱倒柜，把老父亲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书写的一些资料找了出来，想作为反映老烟台街印刷业状况的老物件，提供给有关部门。

抚摸着已经发黄、边角有些破碎的遗物，父亲那清瘦的面容和许多往事涌向眼前……

我的父亲叫于学斌，字子文，离世已五十五年了。他在兄妹中排行第三，身材矮瘦，有些驼背，不苟言笑，貌不惊人，当时在大海阳一带人称“于罗锅”。他有点读书的底子，待人正直，爱管闲事，母亲说他是“天生一个操心布袋”。

父亲打小聪慧好学，在书法上下了苦功，正草隶篆均有造诣，欧体尤佳。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他曾是烟台印刷界老式石印印刷的知名书写匠。我们找出的遗物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父亲当年呕心沥血书写的欧体微楷帖《太上感应篇全文》。

前些年，大我十多岁、受父亲影响较深、对书法同样有所研究的老表哥曾自豪地说：“老舅这幅微楷帖，布局严整，字迹隽秀，把欧体那端正与奇险和谐统一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曾受到当时烟台印刷界的盛赞……”此帖共12行，均用1.5毫米左右的欧体微楷书写，似行行排列整齐的小蚂蚁，令观者赞叹不已。父亲的名声不胫而走，找他写字的客户逐渐增多。那时的印刷设备落后，多是老式石印印刷，规格多样，大的有公（布）告、影剧海报，小的有火柴盒、药盒及说明书等。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银行烟台支行在全市广泛散发的、号召市民为支援抗美援朝积极参加储蓄的新春贺信印刷件，就出自父亲之手，劲秀的朱红楷书，受到业界和市民的赞赏。

那时，烟台的印刷厂（坊）主要集中在老芝罘市府街周围，记忆中有泰东印刷厂、宝丰印刷作坊、桃花街印刷作坊等。父亲所从事的石印印刷主要工序为：首先用精制的毛笔蘸着特制的“药墨”汁，将客户需要的文字或图写（绘）在专用的“药纸”上，接着将写好字的“药纸”平铺于印机石版上挤压成“反字”，再放置空白纸张于机内，用辊子滚上油墨，手摇机把柄，经过碾压，制成印刷品。这个过程，与前些年的手刻钢板、蜡纸油印有些类似。

在我入学前，父亲写好的字幅，均由客户到我家来取；我九岁上了学，父亲觉着我大了，于是把字幅交给我，让我在放学后或假期里步行送给客户。每一次送字，父亲总要叮嘱两件事，一是交通安全，二是交接清楚。我从大海阳出发，经过华丰街、海防营、南洪街，一路到达市府街，先后找到胖胖的“宝丰”冯伯、瘦瘦的“桃花街”吕叔、慈祥的“华泰厂”迟师傅等，办好交接，然后拿着客户交给的新活计，赶紧往回返，路上再热闹的光景也不停留，一怕丢了新活计，二想早回家“讨赏”。这“赏”是每次回家交差后，父亲奖励的三分五分钱，攒够了可以到“老锁”小铺（现芝罘区文化宫东老迟家庄北头）买糖稀或小画帖，以此向发小们“谝弄”。三分五分钱，现在不足挂齿，但那时的我却认为是一笔不菲的奖赏，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一张5×3厘米的隋唐人物小画帖，上面有隋唐武将南延平舞刀的彩色画像。

二

母亲说父亲是一个“天生的操心布袋”，此话不假！就拿对待自己姊妹们的家事来说，他就管得挺多。上世纪30年代，父亲手持一支毛笔，闯入老烟台石印界。虽然日夜操劳，但笔薪微薄，只能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活。屋漏偏逢连阴雨，此间，我的大姑父因病英年早逝，撇下三个年幼的孩子和孱弱的妻子。面对愁肠寸断的大姑和我奶奶的叹息，父亲用他瘦瘦的肩膀挑起了养活两家七口人的重担。

父亲在大海阳东街租了一套由五间小瓦房（正屋三间，厢房两间）组成的独门独院民宅，安顿好大姑全家。然后，他一边为客户写字（抽空还要辅导大表哥他们姐弟仨学写毛笔字），一边苦苦钻研小儿推拿医术，加上本家名医于傅岩的诚心指导，一段时间后“成了手”，治好了多名拉肚子、发烧、咳嗽甚至抽风的幼儿，求医者渐多。就这样，父亲边写字边推拿，用辛勤劳作换来两家人的基本温饱。后来，成长起来的大表哥能拉大板车挣钱了，在我不舍的哭闹声中，大姑全家搬回东关南街故居。

上世纪40年代初，家在西南河东的二姑父也病故了，真可谓“瓢还没按下，葫芦又起来”。那年月，受封建旧习俗的束缚，改嫁并非易事，面对整天以泪洗面的二姑母子，父亲跑断腿、磨破嘴，最终用坦诚说服了二姑及其婆家人，留下幼子，让二姑改嫁到福山县（今福山区）。父亲作为主婚人，女方的一些关键事务均由他办理，如填写二姑的订婚、结婚证书等。1944年5月，二姑重组了新家庭。

我七岁左右时，大海阳有一个鳏居老人叫于锯，瘫痪在床无人照料。虽然他与我家非亲非故，但父亲知情后，安排我协助母亲伺候老人一年多，直到他病逝。虽然片瓦未得，但是父母心里坦然，受到村民好评。

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被推举为村里的文书。那时，村里事情格外多，父亲经常在办公室忙到半夜。平日，他有求必应，谁家有事都爱找他。农闲时节，尤其隆冬风雪天，我家的三间海草房里常常座无虚席，都是些志同道合的族人村邻。他们烤着柞木炭盆火，评三国讲岳飞，说烟台街传闻，谈论最多的是抗美援朝志愿军打胜仗的事，我与发小们学唱的“雄赳赳，气昂昂”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就是在我家由村妇女主任杨忠蕙姑姑教的。

每年腊月十五过后，找父亲写对联的村邻络绎不绝，父亲一律热情迎送。对生活困难的村民，父亲自己掏腰包买红纸，写好后给对方送到家；对那些行动不便的病残老人，还送字上门。多少个夜晚，父亲忍受着咳喘的折磨，一丝不苟地写到半夜。大年初一，指点着大门上楹联那吉祥如意的词句和秀丽遒劲的字迹，邻居们赞不绝口，父亲清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是的，父亲是严冬里的一盆火，将浓浓的温暖送到大海阳村民家里。

年幼时，父亲对我“操心”尤甚。这也难怪，因为在上世纪30年代，我身前两个哥哥均夭亡，十年后才有了我这根独苗，父母视为掌上明珠。父亲对我既宠又管。看吧，他心爱的小京胡被我胡乱拧断弦，他不动声色；家里唯一的马头座钟被我拆得七零八散，母亲疼得直呼呼，父亲却和颜悦色地教我如何拆装；漂亮的仰棚和白白净净的墙壁上，排列着我嘴嚼手摔的纸团，那是他把着手教的……但是，对衣食住行、礼貌待人等生活方面的规矩，尤其关系到道德品质问题，他的要求却很严格。

最难忘的是我10岁那年发生的“糖果事件”。那是一个星期天，妈妈洗衣服时，发现我的口袋里有几块玻璃纸包的青果糖。当时，由于家庭条件所限，平时家里不会买这种东西。晚饭后，父亲问我糖果的来历，我支支吾吾的回答引起了他的怀疑。三天后，他叫我到西间屋谈话。开始，我谎称是东街的族弟天池给的，父亲马上驳斥：“不对！他昨天刚从北京回来，我都查过。不说实话，看我怎么收拾你！”我当时有些发毛，却梗着头，心里打着小九九。根据父亲平常对我的态度，我觉得父亲“不能把我怎么样”。于是，趁他划火柴点旱烟袋的空当，我一扭身想溜，结果却被他一把揪回，按在炕沿上，一顿胖揍。鸡毛掸子抽坏了，又用烧火棍打，打得我的屁股青一块紫一块。

长这么大，没见父亲上这么大的火，我也没挨过这么重的揍！最后，在母亲掉着眼泪说情和我的大声哭求下，父亲住了手。我抽抽噎噎地说了实话。糖果出自邻村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大男孩之手。他不上学，成天流浪街头，曾因“手不老实”挨过失主的打。近来，他不知哪儿来的钱，买了不少糖果分给我和几个小伙伴，并严令我们听他指挥，不准告诉家长，否则要挨揍。

问题弄清了，我哭着表示了悔意，父亲严令我与那男孩绝交，今后要诚实做人。

自此，我与那男孩断了联系。这件事已经过去多年，却如在昨天，令我深思。是的，如果不是父母及时发现问题，如果关键时刻没有父亲的严厉责罚，不敢想象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七十多年来，我学习父亲的做人原则，教育后代诚实做人，传承着父亲的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