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明媚

胶东，是公认的红色革命老区、牢固的根据地、坚定的大后方，也是公认的英雄之乡。这里有杨子荣、任常伦、赵守福、于化虎、解玉卿这样的战斗英雄，有在西海医院救护、兵工厂造枪、千里送黄金、小推车支前的平民英雄，还有一群挥笔书写英雄事迹的红色作家。

这其中包括“中国现代散文三大家”之一杨朔、“当代大剧痴”马少波、“胶东大地之子”峻青、“杂文家”罗竹风、“革命英雄主义的歌者”曲波、“中国的军中保尔”赛时礼、“三花之父”冯德英，还有虞棘、包干夫、王宴、陈志昂、石英、左平、江波、江风等等。这个体量庞大、创作力强大、产量巨大的胶东红色作家群，以特殊的胶东风骨铸就了一个伟岸的文学高峰，卓立于中国文学史尤其是红色文学史、红色文化史上。

他们笔下皆英雄。《林海雪原》中孤身入虎穴、智勇双全的“侦察英雄”杨子荣，《苦菜花》中坚毅顽强、深明大义的“英雄母亲”冯大娘，《党员登记表》中沉着机敏、临危不乱的“党的女儿”黄淑英，《黎明的河边》中羞涩腼腆、舍命护“我”的战士小陈，《十勇士》中四进四出包围圈救护群众壮烈牺牲的“十勇士”，《铁骑兵》中机动灵活、游击作战的八路军战士，《三进山城》中机智果敢、乔装百变的刘宏志，《宝剑归鞘》中平凡普通却在关键时刻敢于英勇亮剑的矿工……

他们在战火中奔跑，在白色恐怖中潜行。他们为了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自由，把生命奉献给了信仰，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不是别人，是红色作家们的父母、兄妹、战友、同志，是所有英勇的革命先烈，铁骨铮铮、风采耀眼的英雄。

而这些红色作家们，又何尝不是英雄！

腰别钢枪的战斗英雄

胶东红色作家们都曾出没战场，在烽火中穿梭。他们有的是身穿戎装、腰别手枪或手握红缨枪的战士，有的是烽火线上出生入死的士兵将军，有的是战火中辗转奔走记录报道的记者，有的是腾挪转移游击作战的敌后武工队员，有的是战地宣传随手搭台的文艺兵戏剧团成员，有的甚至是大树下高坡上站岗放哨的儿童团员。

1942年，马少波在父亲被捕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听从党的指挥执行任务，只身前往平度即墨边境开展统战工作。他穿过日军层层封锁线，深夜乘坐一个箩筐翻越围墙，与时任国民革命军山东保安第十九旅司令姜黎川秘密会晤。其间，他在被反动派察觉后机智地乔装逃出，回程遭遇大杨家战役，脚受重伤，幸被老乡救助。清理战场时，战友没有看到他的人只发现了他的鞋，以为他已战死，沉痛为他召开追悼会时，他一瘸一拐地出现了！后来，马少波以此经历创作并发表了小说《生还》。

1945年冬，曲波带领一支小分队深入林海雪原，与盘踞藏匿在深山老林的土匪斗智斗力。与野兽做邻居，以漫天大雪当被子，跨越深谷山涧，攀登陡峭山崖，突破天险，活捉匪首，消灭匪众……少剑波身上有他的影子。

解放战争初期，峻青担任昌潍地区武工队小队长，临危受命要穿越敌占区去开展任务，途中突遇敌军。护送的通讯员让他赶紧撤离，独自留下来阻击敌人，终至壮烈牺牲。这个通讯员就是《黎明的河边》中的“小陈”，而峻青是被小陈护送的“老姚”。

1950年冬，杨朔随中国铁路工人组成的志愿军抵达朝鲜战场，一起过着“一把炒面一口雪”的生活，在枪林弹雨中抢修运输线，空闲时创作。“一九五二年六月四日深夜三点，附近轰炸正紧……我写完了我的最后一个字”——那是《三千里江山》。

冯德英五六岁时就常跟着母亲在日军的侵略战火中四处奔逃，9岁那年当了村里抗日儿童团的团长，经常在村头站岗放哨、传送情报，山间田野的苦菜花丛中时常跑动着他的身影——那不就是《苦菜花》中同为抗日儿童团团长的冯德刚吗？手中的红缨枪也是用信念钢铁做的呀。

他们，是腰别钢枪、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士，是不畏牺牲的战地英雄。

手握笔枪的犀利英雄

毛泽东曾说，笔杆子与枪杆子一样重要，称赞丁玲“手中一支笔胜过三千毛瑟枪”。胶东红色作家们是拿笔杆子当枪杆子使的，是手握笔枪、口诛笔伐的文艺斗士。

杨朔说“我决心用笔来战斗”。他1939年参加八路军，转战河北、山西抗日根据地，从事革命文艺工作。1942年7月到达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三年，参加延安整风运动，与丁玲同为“延安文艺通讯团成员”。194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到宣化龙烟铁矿蹲点，创作了反映工人生活和斗争的中篇小说《红石山》。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新华社战地记者，1950年赴朝鲜前线，写下反映抗美援朝生活的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

马少波，中学时期就在中国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主编胶东早期革命文学期刊《天外》，从此开启以笔为枪、双枪闹革命的书剑征程，曾任胶东文学常委、会长，组建过一支强大的抗日文化大军，创办或领办、主编《海涛》《胶东大众》《胶东画刊》《胶东青年》《胶东文化》《文化防线》等，成立胶东剧团深入前线、后方宣传演出。相比钢枪，马少波笔枪用得更多，战斗时紧握钢枪，行军途中马背构思，下马即成文，其大部分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完成的。

抗日战争爆发伊始，峻青便在地方抗日民主政府从事教育和群众工作，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胶东《大众报》记者、新华社前线分社随军记者。

虞棘，做过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剧团团长。包干夫，曾任胶东军校宣传队编导。罗竹风，担任过八路军胶东五支队宣传部部长。王宴，做过《西海军区报》编辑……

他们手握笔杆子，将满腔抗敌之情、爱国之情、家乡之情、战友之情化为文字、淌作语言、集成作品，用文艺的力量宣传革命、感召人心、凝聚力量、记录史诗。《马石山惨案》《送艺人出征》《正气歌》《活捉鬼子》《铁骑兵》《海阳民兵战斗故事》《血的军旗》《马石山上》《潼关之夜》《十勇士》……一首首诗歌，一出出戏剧，一篇篇通讯、小说、散文……变成子弹，给予敌人更重打击；变成号角，激发战士更大力量；变成锣鼓，唤醒群众更多意识。

这得有多少支笔、多少杆枪啊！岂止雄兵百万！

高风亮节的忠诚英雄

胶东红色作家们写英雄颂英雄，绝不是为自己树碑立传。

《林海雪原》开篇写道：“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英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以表达对战友的深切怀念。”赛时礼说，我忘不了那些曾经与我并肩战斗、亲如兄弟的战友们，还有那些无私救助我的乡亲们。冯德英坦言，我想表现出共产党怎样领导人民走上了解放的大道，为了革命事业，人民曾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和牺牲。他们歌颂的是英雄的祖国、英雄的党，英雄的母亲、英雄的人民，还有英雄的战友，唯独没有英雄的自己。

他们不仅书写颂扬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还为现实中蒙尘的英雄正名。“侦查英雄”杨子荣身份揭秘，就是很好的例证。

1945年，杨宗贵以杨子荣之名参军，奔赴东北剿匪。参加战斗上百次，立功多次，被评为战斗模范。但他的英雄事迹，家乡人民并不知道，还被闯关东偶然见过的老乡误认为土匪，从此家人背上土匪家属的黑锅。1957年《林海雪原》问世。1969年美国艺术代表团团长詹姆斯观看京剧《智取威虎山》时，称赞杨子荣是西方的英雄佐罗，想要见一见。周总理亲自部署寻找英雄，过程漫长曲折。1973年，曲波几经寻找得到杨子荣的一张集体合影——这也是他生前留下的唯一照片，马上托人将杨子荣的头像单独放大寄给调查组。1974年初，经牟平嵎峡河村民一致指认，终于确定：“土匪”杨宗贵就是“英雄”杨子荣。可惜他的老母亲和妻子，至死都不知道，那个英勇果敢、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就是他们的儿子、丈夫。

可以说，因为《林海雪原》，杨子荣的事迹才广为人知；因为曲波，杨宗贵的英雄身份才被确认。

双枪在握的文武英雄

胶东红色作家群，是一个英雄的群体。他们是一手握钢枪、一手握笔枪的斗士，是行走的文艺号角，立于文艺战线前沿，记录、反映、歌颂时代及时代中的那些人和那些事。他们经历过革命战火的洗礼，经历过万恶的旧社会和生机勃勃的新中国，怀着对祖国、家乡和人民的热爱，细腻深刻地观察着、体验着、思考着、书写着、表达着。他们以优美的文字为音符，丰沛的情感为曲调，用饱满的笔墨写出一首首时代赞歌、一支支人民赞歌、一曲曲英雄赞歌。

他们以爱国主义、革命主义、英雄主义为主题，创作了一系列体裁多样、思想深邃、感情丰沛、艺术精湛的文艺作品，以高昂的笔调、深厚的感情、流畅的文笔反映胶东人民的革命斗争历程、英雄事迹，歌颂胶东人民坚韧顽强、无私奉献、深沉博爱、沉稳如山、博大如海的性格和精神，充满思想之美、文化之美和艺术之美。他们的作品几乎覆盖了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剧本等所有文学样式，很多被搬上银幕、舞台，拍成电影、电视剧，改编成戏剧、连环画，选入中小学课本、经典阅读丛书，以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和号召力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他们身上有胶东群山的巍峨挺拔，有胶东河海的博大深邃，有胶东山水的铮铮风骨。纷飞的炮弹，没有让他们退缩；繁忙的工作、欠佳的身体、写作的困难，都被他们当做山头攻克了。

他们始终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行。为了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他们铁肩担道义，手握钢枪与敌人正面刚；他们是文艺战线的快速反应部队，手握笔枪，随时化文字为武器，射向敌人的心脏；他们怀着对祖国、人民和战友深沉的爱，突破重重难关，笔耕不辍，著书立说。

他们以献身精神进行创作，用生命书写中华民族的精神气魄，以特殊的胶东风骨，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红色文学史上，闪耀着别样的英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