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滔

原长岛县工农兵小学

在我人生工作的第一站，曾经有五年多的时间在小学讲台上历练。犹记得编发校刊的日日夜夜，最难忘寓教于乐的教改试验，遥远的青春岁月，都印记在那油墨飘香的校刊《浪花》……

创办《浪花》 发行校刊

上世纪70年代后期，虽然“臭老九”还是一些人津津乐道的戏称，但年轻的我却高高兴兴地去小学当了“孩子王”。刚上班两个多月，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基础教育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我们长岛县工农兵小学也和其他学校一样，开始了教改试验。

年轻人总是有很多想法，受“小学语文教学要寓教于乐”的启发，1980年元旦那天上午，我和美术老师周克晏在艺体组办公室商定，搞一个“小学生作文汇编”。写写画画忙活一上午，最后我把“少年新作选刊”这个油印刊物定名为《浪花》。周克晏是一位动手能力非常强的青年教师，当即就在钢版上铺上蜡纸，“呲呲呲”几笔勾勒轮廓，然后细细描绘，“一稿定乾坤”，不一会儿就设计好了《浪花》的封面。

元旦之后上班，我拿着油印好的《浪花》封面样张，去找校领导王志宽书记，同时上报的还有主要栏目、每个学期的期数、编辑刻版印刷装订等详细方案。学校几位领导经过研究，很快同意了我们的计划。周一教师晨会，王书记让我把《浪花》创刊和“征稿启事”简单做了说明之后，他又把这个事情的意义和有关要求做了强调，让各位班主任回去尽快组织发动学生供稿。

校刊《浪花》很快进入征集优秀作文和“新风赞”稿件的环节。刚开始搞校刊，我们都是门外汉，好在学校有业务刊物，我们有文学杂志，学生有儿童读物，琳琅满目搜集了一大桌子，我们几个人一本本地翻看，逐个栏目借鉴，依葫芦画瓢，设定好框架，发征稿启事，把各环节一一落实责任，一项一项地往前推进。

做第一期《浪花》那段时间，主要审稿人是我和张建华老师，刻版是我和陈廷恩、张建华、周克晏老师，整个设计和插图都是克晏一手承包。到了油印装订的时候，不但我们几个都要上手，艺体组的于金铎、王立勇、高玉青包括后期调入工农兵小学的邹岩、邹佳金、宋宾昌、邱辉、郝文章等青年教师也都参与进来，每个人都负责一块工作。所有三至五年级的班主任，认真组织学生源源不断地报送作文和稿件。王志宽书记和王为一、张家绩、王家志、李士让等有关领导也是一路绿灯，教导处和后勤的于亭、石永常、马天才、代老师等也帮了不少忙。

第一期《浪花》是在1980年寒假放假第二天印制好的。那些天，我们一边忙着期末考试、操行评定、学生假期活动安排和有关安全工作，一边加班加点刻版、油印、装订。那个年代，少年儿童读物不是很多，这一本《浪花》成了同学们寒假里最喜欢看的读物之一。等到新学期开学，各个班级不论老师还是学生，都积极地给《浪花》报送稿件。

后进学生写的“逃学故事”

正常情况下，入选校刊的作文，都是优中选优，也就是大家习惯认定的那些好学生的好作文。但为了鼓励后进学生，我们每期都会选择几篇后进同学的作文刊登。比如《逃学离家回忆录》，是一名在二三年级有着“逃学大王”称号的后进生写的。这个同学在学校调皮，在校外疯闹，上课不怎么听讲，家庭作业很少完成，班长告状，老师批评，一来二去就干脆不来上学了，怕挨父母打，隔三岔五就夜不归宿，离家出走。

三年级的时候，我给这位“逃学大王”代过三个月的课，对他的表现以鼓励为主，见他稍微有一点转变，我都会适时表扬一下。他各方面的进步还是很明显的。到了四年级，正好分在我的班级，我就鼓励他上课好好听讲，有时间就帮他补课，把教他写作文作为“突破口”，培养他的学习兴趣。那一个学期，这个同学的学习态度、纪律和考试成绩，相比以前都有了喜人的进步，而且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出了1400多字的《逃学离家回忆录》。完成了这一篇作文，“逃学大王”不仅来了学习兴趣，而且也有样学样能写出通顺流畅的作文，成为受到多位老师夸赞的好学生。他的这一篇文章，在学校也引起一定的反响。

从1980年创刊到1984年我离开工农兵小学，四年多的时间里，《浪花》先后刊发学生的习作100多篇，入选增刊的作文200多篇，至今仍保存着全校三、四、五年级学生作文、童话和观察日记700多篇，用文字的形式为孩子们存储了更多的童年记忆。

报道组和校园广播站

在这期间，我还去当时长岛县条件最艰苦的大竹山小学支教一年。从大竹山岛回来，我兼任了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为了让学生们能够更多地分享优秀习作，我在抓好校刊《浪花》的同时，还在学校领导和热心老师们的支持下，先后成立了“工农兵小学少先队报道组”，开通了“校园广播站”，把校园文化搞得有声有色。

少先队报道组和校园广播站属于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从三年级到五年级，每个班级都有两名报道员，负责撰写自己班级的好人好事，协助班主任推荐本班的优秀作文。报道组每周开一次例会，一般都是收集稿件，布置写作题目，分配审稿任务，安排录音等工作。等到了孙海英、王梅晓、张军、包伟、宋建德、宋天卓、陈立群、郭大军和我们年级的王建波、高宏伟、吴世刚等同学担任报道组骨干的时候，报道组的一些日常事情他们基本都能帮我分担起来，有的负责修改低年级的稿件，会摆弄收录机的负责录音，普通话好的负责播音，个个干起活来像模像样，十分给力。事实证明，这些同学在参与这些活动的同时，不但增强了组织领导能力，而且有效地培养了写作兴趣，提高了学习成绩。

校园广播站所有需要广播的稿子，都由专人负责登记分类。每周安排两次录音，每周一、周三换节目，每天早晨七点钟校园广播，每次播送15到20分钟。校园广播站和《浪花》比起来，最大的优势是“快”，昨天发生的好人好事或者上周的作文，都能在第一时间与全校师生分享。

当了几年小学教师以后，我也慢慢有些“悟道”。活泼贪玩是孩子们的天性，对待各个年龄段的小学生，要有各自的方法和技巧。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纠正偏科、养成良好学习习惯，掌握科学学习方法尤为重要。我在四十多年前的工农兵小学，努力通过校刊《浪花》、报道组、广播站这些新颖形式，尽可能地为孩子们开辟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

学写童话，登上报刊

给孩子们一双看世界的眼睛，教给学生讲故事的本领，打开孩子们想象的翅膀，这是我作为一名小学老师的初心。我在正常的作文课之外，尝试指导我们班级的学生练习编故事、写童话，许多不愿意学习语文、不愿意写作文的同学，在学写童话期间培养了学语文的兴趣，他们编故事的本领、语言表达的能力、用词造句等，一次比一次有提高。

周同学当时在我们班级是最调皮的学生，最大的缺点是上课坐不住，没有一分钟能安稳下来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位调皮学生，经过两年的时间，各个方面都发展得不错，尤其是在童话写作上有非常大的突破，用现在的话说，他当时是我们班级最有名气的“童话网红”之一。

为了让同学们就同一个选题，交流不同的创作角度和表达方式，我每个学期都要组织几次较大的主题写作活动。秋季开学，傍晚彩霞满天，我就带领同学们去老码头的海边看夕阳，写观察日记。海风拂动，水波荡漾，涛声浅唱，阳光正好。学生们用不同的视角，看那多彩的晚霞映照在平静的海面上，像是调色板上一层又一层的漂亮油彩，耀眼的夕阳像一支神奇的画笔，把所有的一切画进画卷里，美不胜收。辅助开展的观察日记写作训练，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观察事物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专注力。

随着学生们写作水平不断提高，我带着我班的同学和报道组的“小记者”“小编辑”们，从墙报扩展到校广播站和校刊《浪花》，再到长岛县广播站，又走向《烟台日报》。1984年“六一”儿童节前后，我们五年级四班高宏伟同学的先进事迹和照片登上了《烟台日报》，孙海英、于丽莉等同学的习作先后在《烟台日报》等报刊发表。

四十年后再回首，泛黄的700多篇小学生作文和童话、十多篇发表在报刊上的习作，以及二十多篇在全国“红领巾读书读报”活动中获奖的征文见证了《浪花》、报道组、校园广播站的成长历程，见证了那一代孩子的童年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