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育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一

在烟台博物馆古代史展室，有一个提示牌，上面写道，烟台地域周代为莱国，其都城为黄城东南方的归城。

莱，殷商之前叫莱夷（东夷的一支），被封为侯国。周初，其国势堪比齐、鲁，姜太公封于齐，都营丘（今临淄），莱国曾与其正面对抗。

实际上，当时齐与莱之间还隔着一个第三国——纪国。

笔者根据出土文物和资料推断，大约3000年前的西周时期，曾有一支纪国贵族，流亡到今烟台上夼一带，他们在这倚山傍海的丘陵地带留下的墓葬，惊艳了后世。

二

纪，可不是个小角色！

在先秦古籍《春秋》《左传》等，以及司马迁的《史记》中，纪，赫然在册。再往前找，在殷墟卜辞（甲骨文）及殷周钟鼎铭文（金文）中也屡见有关记载。

纪，是《春秋》《左传》等古籍中所使用的名字。它的本名是“己”，曾是殷商的国族，与商王关系密切。殷商前期，其地理位置可能在商都附近，后来不知何时、何故迁移至东方。寿光县城南二十里有“纪侯台”（或称“纪城”），考古研究证明，这里就是周代纪都。

寿光出土的青铜器铸有“己”“ ”“ ”（上己下竝）等族徽。其中，“己”是最初的单徽，图一、图二、图三所示的则是复合徽。单徽代表的是整个部族，复合徽则代表不同的氏族。

纪国的面积很小，属于当时“方百里”的一般侯国，但出土的青铜器超百件，数量之多、制作之精美，堪比中原发达侯国。其形制在西周已趋于轻巧，表明其功能由原来的重礼仪转向重实用，这代表了当时的时代潮流。《左传》成公二年，齐败于晋，派遣宾媚人献宝物于晋以求和，宝物就是纪国制作的甗和玉磬。

图四所示为纪国青铜器“玄鸟妇壶”的徽记。字形活泼灵动，结构疏密有致，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笔画非常匀称，看起来是铸器完成后，用锐器刻上去的。另，殷虚卜辞屡有“己贞”的记载，即己人为殷王占卜，是沟通天与人之间的角色。上述种种表明，这个族群的文明水准是超群的。

这个古国充满了引人遐想的神秘感。1969年，烟台上夼己墓的发现更加令人惊诧。该墓出土的青铜器有鼎二、壶一、匜一、钟一、铃一、戈二、鱼钩一。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两件鼎：己华父鼎和 侯鼎。

两鼎同属该墓主，证明己与 为一国，从而解决了上古史的一大疑点。

两鼎都是用具，铭文中有“子孙永宝用”，显然是从先辈传下来的。己华父鼎铭文简单，“子子孙”重叠子字；

侯鼎铭文较复杂，“子子孙孙”重叠子孙二字。其中透露的信息是，己华父鼎在前，可能在西周前期，而 侯鼎则可能在西周后期或春秋。华父（华是名，父是对父辈的尊称）应是墓主的远祖。而 侯之弟应是墓主的直系父祖。

由此可见，墓主的身份曾经十分高贵，属于纪国的上层贵族。以这样的身份，远离淄水与潍水间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故土，葬身于数百里外、偏僻闭塞的海边，而且，葬礼规格与其身份绝不相符（有棺无椁，棺是用木条拼接而成，见《烟台地区文管会考察报告》），其中定有隐藏于历史深处的原因。

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从有限的史料和有关记载，对此作推断。

三

根据《史记·齐太公世家》的记载，西周初，齐太公要到都城就位，直接与莱正面对抗。这时纪国让开大路，任莱国长驱向西，它自己坐收渔翁之利。纪夹在齐与莱两大国之间，如果不能深谙小国生存之道，势必难以存活。

此后百余年，纪在两大国之间折冲樽俎，好歹维持了相对均衡的状态。但到公元前867年，纪侯终于不甘寂寞，在周夷王跟前告齐哀公的黑状，说他荒淫田猎。残暴的周夷王直接烹了齐哀公。齐避其锋芒，放弃营丘，北迁薄姑，引起长达四十余年的动乱。从此，齐国与纪国成为宿敌。

纪侯此举既不道德，又不明智，必然面临齐国的惩罚。到了春秋初期，齐国渐强，齐襄公即位后，开始采取复仇行动。

说到齐襄公，历史上有名的“齐襄淫通”，说的就是他私通妹妹文姜，又谋害妹夫鲁桓公。齐襄公人品很差，但是对纪国，他却似乎站在礼制与道德的两个制高点上。据《春秋》记载：（鲁）庄公元年（前693），齐师强迫纪国三城民众迁至齐；庄公三年（前691），纪侯托国于其弟，其弟以酅地降于齐；庄公四年（前690），纪哀侯不肯臣服，远逃而去。

齐国以大凌小，灭了纪国，开了春秋武力兼并的先例。孔夫子修订的《春秋》只说：纪侯大去其国。我们无法确知孔夫子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但《左传》和《公羊传》对此事的解释却是明明白白站在齐襄公一边的。

好在，齐襄公没有大肆屠戮，他允许纪哀侯从容逃亡，并放任愿意跟从他的士庶随他而去。《谷梁传》对此事的描述是：纪哀侯得民心，“民之从者四年而后畢也”。民众随之逃亡的过程，竟长达四年之久。作为文明古国的纪国，它的灭亡可谓悲壮。

纪哀侯逃亡后的去向，正史没有记载。康熙版《沂水县志》有如下文字：“纪山崮，纪侯去国居此。”沂水，春秋时属莒国。莒与齐、纪都有良好的关系，为安全，逃莒是上策。而且纪侯及其臣民在莒会得到适当安置，这是当时侯国之间的通例。纪山崮附近应该有其“食邑”。逃亡者得以世代居此，故千年之后仍有纪王之名传存。

按当时的宗法制度，纪侯以下的贵族，原是占有邑田的食邑者，不论是百世不迁，或是五世而迁，逃亡后统统失去了特权和基本的生存资源。跟着纪侯跑到莒的都很幸运，而不得已逃到别处的境况多半会很惨。

笔者推断，上夼己墓墓主即属此类不幸的纪国贵族。

四

上古时期，上夼三面环山，北面临海，又处在高山之阴，是个闭塞的地方。土地多砂石且严重盐碱化，不宜农耕。在莱国，它属化外之地，荆棘丛生，野兽出没，人迹罕至。那时，莱国全境不过四十万人左右，大部分分布于主要城邑附近（可能有十几个），上夼周遭近乎无人区（据葛剑雄等学者相关著作）。

上文已说过，上夼墓主的身份可认定是纪国上层贵族，应该是 侯之弟的直系后裔。这样显赫的贵族大家族定会聚族而居，形成微型宗法社会。当年《烟台地区文管会考察报告》说，此墓以北不远处，在1930年前后曾一次性出土40余件青铜器，可见确系大家族群居于此。这样显贵的大家族，只有在万不得已、极端窘迫的情况下，才会跑到异国他乡偏僻闭塞的地方栖身。

有人认为，两件出土的己（ ）鼎是西周晚期的器物，墓葬也应属那时，所以西周晚期时上夼应为纪国属地。笔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西边不远就是莱国都城归城，纪国怎么可能跨过归城，在上夼拥有属地？实际上，那些随葬的铜器并非专用礼器，绝非临时铸成，而且这边也没有铸铜场。它们是贵族家庭已使用多年的日用器具（二鼎底部均有修补痕迹），应是随着逃难的主人流落至此的。所以不能简单地以器物年代推定墓葬年代。

有人想象，纪国人在上夼一带活得很潇洒，随葬品里有钓钩，就说他们迷上了海钓，很享受这里的生活。河边垂钓似乎是当时公卿贵族的共同爱好。比如孔夫子当初喜得贵子，鲁昭公闻知，赐他一条刚钓上来的大鲤鱼。于是孔门长子名鲤，字伯鱼。

笔者分析，上夼的这个纪国大家族，当年或者是为宗法所不容，被大宗逐出；或者是宗族内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出于宗法制度的限制，他们不得不逃到异国他乡隐姓埋名；又或者是纪国人逃亡时，莱国作为接纳国，出于自身安全考量，将他们隐藏。总之，这是他们的命运，在此蛮荒之地，他们只能胼手砥足，开辟草莱，艰难维生。跟随他们逃难的臣仆、家奴，能从事农作的不会太多，随身携带的财宝积存也维持不了多久，估计要不了多少年他们就会陷于饥寒交迫的境地。一旦遇到新的变故，这个脆弱的大家族就得重新走上逃亡之路。大量贵重的青铜器掩埋于同一地点，就是证明。

此地不宜久留，他们的居留时间短则几十年，最长也不会超过123年。起点，可能是公元前690年，纪国灭亡；终点，可能是公元前567年，莱国灭于齐。在一个几乎与外界隔绝的海角，做如此短暂的居留，在漫长的历史中能留下多少踪迹？

五

纪国人，曾经有着辉煌的文明，他们在甲骨上、在铜鼎上留名，在《春秋》《左传》《史记》以及历代地理志、地方志，甚至《太平寰宇记》上留名，山东大地上也留有他们深深的足痕，如纪侯台、侯城、箕山、箕岭镇、纪王崮等等。但是，想在上夼周遭的丘陵找到他们的存名，却几无可能。

古地名的形成，多是由当地土著经千百年口耳相传而成的。当年此地如果有土著，多半会是在大山之南、土地肥沃的宜农区域，他们很难与纪国匆匆而来的过客有太多交集，否则那些宝贵的铜器和古墓恐怕早就保不住了。

最后，笔者再作个反向推断：假如当年这一支纪国贵族真的在上夼一带封爵食邑，那一定有大量封邑的庶民耕田缴赋，为他们提供优渥的生活条件，使得他们长期在此繁衍生息。以他们显赫的名声和智慧，此邑定会有相当水准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此处应该有见之于史籍的大名。

而今看来，这些都没有发生，这支纪国贵族默默地来到这里，又默默地消逝，只留下埋在地下的墓葬，证明他们曾经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