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源和

苏轼是北宋文坛巨擘，在散文、诗词、书法、绘画等方面都成就卓著。他的人生虽命运多舛，但豪放、豁达、深情、潇洒，在我国的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和脍炙人口的佳话。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读苏轼传记和他的诗文可知，苏轼辉煌的背后，有着一个非常给力的“后援团”。

首推他的弟弟苏辙。苏辙学问极好，和哥哥苏轼一起考中了进士，一时传为美谈。宋仁宗看到二人的卷子后高兴地说：“朕为子孙得二宰相矣。”苏轼为人十分正直，又心直口快，遇到不平事总是不吐不快。著名的“乌台诗案”，就是苏轼的“滑铁卢”。苏辙先得到消息，他火速给苏轼报信，并连夜写了奏章，“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非敢望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苏轼入狱时，一家老小都安顿在苏辙家里，他要忙着为哥哥脱罪，又要成为一家老老少少的主心骨。苏轼出狱后被贬黄州，尽管苏辙受牵连也被贬官，但是无暇顾及自身，为哥哥的妻儿打点好一切，一路把他们护送到黄州。后来苏轼为官40年，有33年是在被贬中度过的，这么多年都是苏辙默默关照他。就是苏轼去世以后，苏辙还把他的3个孩子都接到自己身边照料。

苏轼这一生最为人赞誉的除了才学，就是他洒脱乐观的性格。但不得不说，多亏了他背后还有个弟弟，为他担起了更像是“兄长”的责任，替他承担了太多的琐碎和不堪。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传世名句，都是为苏辙而作。难怪后人评说，苏轼写得最好的诗词是写给苏辙的，那是因为他值得。

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熟读诗书，颇有贤名。苏轼幼年，父亲在外求学，是母亲程夫人对他进行教育。除了教苏轼识文断句，重要的是教他立德。她教导苏轼兄弟俩“立乎大志，不辱苏门，也不悔于国家”。程夫人通晓历史，经常讲一些忠臣良相的故事。譬如《后汉书》中记载的谏官范滂，刚正不阿，为民请命，遭奸人陷害，在临刑前对母亲说自己就要离开了，不能孝顺母亲了。范滂的母亲听后擦干眼泪，告诉儿子：“气节和寿命何必一定兼得，你追随的是贤明，我还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呢？”苏轼听后，立志也要做范滂一样的人，还问母亲：“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程夫人坚定回答：“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耳提面命，给苏轼的心里播下了正义的种子。

程夫人不仅帮孩子立志，还以身作则。一次，她在租住的地方发现了前人埋下的金银，立刻重新掩埋了起来，教育孩子：“非分之财，分文不能妄取。”甚至连租住地的鸟雀，她也让孩子爱护。苏轼后来为官清廉、爱护百姓，与母亲的教诲有密切的关系。

苏轼的三位王姓妻妾，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诚心实意地陪伴苏轼度过，也成就了他的一生。苏轼的妻子王弗，颇有婆婆程夫人的风范。王弗16岁嫁与苏轼，精明能干，富有智慧。她常常在苏轼会客时，静静地躲在屏风后听他们说话，等人走后，才会站出来跟丈夫提个醒。苏轼在去往陕西凤翔做官时，曾发现前人藏的丹药，就想自行取出，却被王弗告诫：“使先姑在，必不发也。”就是说，婆婆在的话，肯定不让你这么做！苏轼羞愧地放下了。苏轼在凤翔为官三年，为民办了许多好事，留下了很好的官声。王弗陪伴苏轼仅仅11年就因病去世了，他们夫妻二人一个性格豪放、坦白直爽，一个精明能干、有知人之明，互补的性格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缘。

王弗去世三年后，她的堂妹王闰之嫁给了苏轼。王闰之是个绝对的贤妻良母，在苏轼人生起伏最大的25年间，陪伴他从家乡眉山来到京城开封，后来又辗转于各个地方。“身行万里半天下”，她默默地陪伴苏轼度过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历经坎坷与繁华。无论苏轼贬居黄州，还是后来的飞黄腾达，她都不动声色、泰然处之，粗茶淡饭从不埋怨，锦衣玉食也不惊喜。她无微不至地关怀着苏轼，关爱着她所有亲生的和不是亲生的孩子，给苏轼营造了一个心安之处。

侍妾王朝云，在12岁时被苏轼赎身，18岁被收为侍妾，陪伴苏轼默默度过仕途不顺的岁月。她明白苏轼的内心，不仅是他的红颜知己，也是他的灵魂伴侣。苏轼贬谪惠州，王朝云和他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成了苏轼艰难困苦中最大的慰藉。他们一起创建放生池，乐善好施，苦中作乐。这默默奉献的三位女子，用挚爱、用温暖、用希望，造就了苏轼进退自如、超然人生的人格魅力，也陪伴苏轼写下许许多多的不朽之作。

苏轼的父亲苏洵，是他人生路上最重要的导师。在苏轼12岁时，苏洵从外地求宦游学回家，就开始教授苏轼。不仅让苏轼受到深厚传统文化的熏陶，也接受了正统的儒家经时济世政治理想的教育。

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三位北宋重臣，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他们与苏轼惺惺相惜、君子之交，在苏轼的人生道路上，或鼎力相助、或施以援手。欧阳修是苏轼的恩师，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他不止一次说“苏轼的文章将独步天下”。他对苏轼的推介可谓不遗余力。这段师生情谊历经了16年，留下了一段又一段佳话。

王安石既是苏轼互不相容的政敌，也是惺惺相惜的文友。苏轼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然而，在“乌台诗案”中，苏轼有身死之难，王安石当时已经罢相，毅然挺身而出，劝谏宋神宗善待苏轼。后来，苏轼被贬为汝州团练副使，路经王安石闲居的金陵，写信表示想要探望他。王安石欣喜若狂，欣然同意，骑驴来到江边，亲自迎接苏轼。苏轼激动万分道：“苏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道：“礼岂为我辈设哉。”这次会面，文坛之上便留下了千古流芳的“金陵之会”。

司马光是苏轼的伯乐，曾举荐苏轼为谏官，两年后又上书宋神宗说“敢言不如苏轼”。司马光更是为苏轼亡母题写过墓志铭。王安石变法之初，苏轼和司马光是坚定的反对者，苏轼被贬黄州，司马光穴居洛阳著《资治通鉴》，两人经常书信来往，自勉互勉。

佛印是司马光的方外之交。苏轼被贬瓜州与佛印相识，成为知心朋友。两人的诸多文坛趣事流传至今。

在北宋文坛上，欧阳修与苏轼的散文成就并称“欧苏”，都被列入“唐宋八大家”；黄庭坚与苏轼在诗歌上并称“苏黄”，开宋一代诗歌新风；辛弃疾与苏轼在词作上并称“苏辛”，是豪放词派的开山之人；黄庭坚、米芾、蔡襄与苏轼在书法上并称“四大家”，在绘画上，“文湖州竹派”中也有苏轼的一席之地。

苏轼，以令人折服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魅力，让许许多多的人喜他、敬他、爱他、护他，这些人形成了苏轼给力的“后援团”。这个“后援团”助他虽官运跌宕，却豁达潇洒；虽颠沛流离，却大作纷呈，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潇洒形象，留下了流芳千古的名篇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