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鸿

林语堂在《苏轼传》原序中写道：“苏东坡是个禀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皇帝的秘书，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苏轼这些身份中，我们知道最多的是他的文学艺术成就。他的诗词开启了豪放派的先河。他的《水调歌头》《赤壁赋》《江城子》等诗作至今被人吟唱传诵。他的字画被古今中外收藏家争相收藏。他的散文，题材广泛、风格多样。他的记叙文、抒情文等都对后世散文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是后世文学创作者文学道路上的一束光，指引无数文学创作者砥砺前行。

在读林语堂的《苏轼传》之前，我对苏轼的了解仅限于其坎坷的仕途、悲凄的命运。其因诗获罪，因朋党之争、政见不和多次被贬；其疏浚西湖、修筑苏堤名垂青史。读了林语堂的《苏轼传》之后，我发现了另一个不为我所知的苏轼，一个勤于政事、造福百姓、以民为本、视民如子的朴素的民本主义者苏轼。

无论身居庙堂之高还是身处偏僻乡野，苏轼都泰然处之，从不因身份的变换而改变自己的性情。他官居二品，却不贪权敛财，仍勤政为民；他身处僻壤，虽生存维艰，却怡然自乐。

有很多小事很容易做，有的人也想要去做，却只有苏轼真正去做。在他的眼里，只要是关乎百姓的事都是大事。无论是小兵小吏还是贫苦百姓，只要他觉得做这些事对他们有利，他就去做。他从一件件小事做起，温暖当地百姓那一颗颗受伤的心。他在徐州时，黄河水泛滥，城中富绅大户出逃，他却带领城中留守官员与百姓一起，共同抗洪，直至洪水退去。他在黄州时，发现当地有个陋习——溺婴，他组织成立了救儿会，向富人募捐，救助这些弃婴。黄州疟疾大流行时，他将好友巢谷给他的祖传秘方《圣散子》公布于众，治好了百姓疾病。他在惠州时，募集资金，修路架桥，建无主坟，修放生池。他到儋州时，发现当地汉人与黎人相处并不融洽，便提出公平相待、公正理事的原则，汉民与黎民和谐相处。他改善监狱环境，改革陋规，严禁军中赌博、饮酒。他为官时，一心为民，被贬后，依然热心于民。

他每到一地，便殚精竭虑，造福一方。他改善当地居民饮用水，建公立医院、办学堂，尤其是在儋州，当地黎民上学识字者甚少，参加科举考试之人更是没有，他在载酒堂内讲学，传授儒家诗书礼义之道，使“蛮荒之地”的海南渐渐出现“书声琅琅、弦声四起”的文化盛况。即使他到了庙堂之高，仍心系百姓，不畏权贵。他深知“青苗法”的弊病，多次上表，奏明太后及皇帝，恳请废除“青苗法”。

他在被贬的那些年，一家人生活窘迫，饥一顿、饱一顿，尤其是被发配到海南儋州时，他的政敌章惇下令不得食官粮、不得住官舍、不得签书公事，让他的日子过得异常困苦。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从未恨过任何人，而是就地取材，改善生活。他创新的美食——东坡肉、东坡羊蝎子、东坡蚝、东坡凉粉、东坡鱼、东坡饼等等，被当地百姓仿而效之。这大大改善了底层人民的生活，让底层人民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这就是苏东坡，无论何时何地，都将自己活成一束光，照亮周边的人，也为后来者照亮前进的路。放眼当今社会，用自己的光照亮别人的人依然很多，如扶贫干部黄文秀、如企业家曹德旺、如教师张桂梅……

从古人苏轼，到现今的黄文秀、曹德旺、张桂梅，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修身为本，达济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精神，这充分体现了一个中国人对国家、对社会的使命与担当。如果我们每一人都像他们一样活成一束光，在不同的角落，照亮周围的人，用榜样影响生命，那这个社会定会绽放更多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