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京溪

初到军营

1979年12月14日凌晨，一辆满载新兵的军列，徐徐停在一个灯火寥落的小站。车站上显得有些空荡，几乎见不到人影，只见到站的列车在轨道上滑行，拖着一条浓烟的长龙。

黑暗中，我下车，一脚踏在冰地上。时至寒冬，又是凌晨。虽然穿着棉衣棉裤，但冷风嗖嗖地往脖子里灌，全身霎时凉透。我们100多名新兵背着背包，跟着接兵的连长、排长跨过钢轨，一头扎进黑暗中。后来才知道，我们下车的小站叫三界，位于原安徽省滁州地区嘉山县，是津浦线上一个普通而忙碌的小站。

夜，静谧。路，弯曲。灯火，星星点点。路两旁的松树发出阵阵吼声。辨不清方向，路就觉得长。迷迷糊糊地走了很长时间，也许有一个小时吧，眼前出现了一盏灯火，照亮了一段石子路。路两旁一边伫立着一个亭子，木制的，亭子里站着肩枪的哨兵。

哨兵显然不知道来的是啥人，就严肃地命令：“站住！”声音洪亮地询问：“哪个部队的？”接兵的宋连长也许是累了，高声说是新兵到了，赶快开门。两个哨兵快步跑下岗亭，一人一扇，推开了铁门。

我们走进了入伍后的第一座军营。

进入军营的第一件事是新兵训练。我们这批新兵是入伍到原南京军区坦克某师的。师里成立了新兵训练大队，我被分到新兵三连三排八班。八班是由山东和上海新兵组成的，人数各占一半。排长叫李明，山东威海人。班长叫徐经安，安徽临泉人，1977年入伍。我们八班和七班住在同一个大屋。大屋是原师修理营的一个车间。偌大的屋子四周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大门，好几米宽，能开进坦克来。屋顶高高的，墙壁上还残留着黑乎乎的油渍。

新兵训练内容、教育方式基本相同，没什么特殊的。在新兵连发生的几件事，却令我印象深刻。

第一次站岗就误岗

当兵站岗是天经地义的。可我当新兵，第一次站岗就没站，营区内出现了空岗现象。

出早操回到驻地后，排长李明点名对我提出了严厉批评。我想这下子完了，我的进步、我的前途、我的命运可就完了。想起为了当兵而付出的努力，确定当兵时的欢欣和走在街上乡亲们那羡慕的目光，父母、老师的殷殷嘱托，自己对理想的憧憬，都被排长的一顿批评击碎了！我觉得委屈。本来那天我是倒数第二班岗，每班岗两个小时，上一班刚到点时应该叫醒我换岗的。可没人叫我换岗，我也就一觉睡到起床号吹响，出操了。

徐班长了解我忠厚老实，听从命令服从指挥，不会无缘无故不站岗的。见我受了批评，他也很纳闷儿，就找我谈心，问我是否没人叫我换岗。徐班长的猜想得到证实后，很生气。问题出在我们班里，如果中间有一个人没起来站岗，那这一夜的岗就全空了，他有责任查明原因。最后，他找排长说明了我没站岗的真实原因，希望得到排长的谅解。徐班长又专门召集了班务会，对事情的第一个责任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全体引以为戒，事情才算过了关。

这事对我的教训太深刻了。从此，只要晚上有我站岗，我都提前准备，傍晚洗过脚后，立即穿上袜子，方便起床换岗。打那之后，再没出现过空岗误岗现象。

棉鞋哪儿去了

凌晨，宿舍内一片漆黑。寒风在屋外肆虐，嗖嗖地掠过墙壁，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怪声。

“嘟嘟嘟，嘟嘟嘟……”值班排长吹响了紧急集合的哨声。新兵们即刻从酣睡中醒来，不知是谁“啪嗒”拉开了灯开关，房间里亮堂起来。“不许开灯！”七班长一声呵斥，电灯熄灭了，屋里的黑暗又增加了几分。穿上衣服，打好背包，战友们一个个鱼贯冲出门外。我打好背包，却怎么也找不到鞋子，急得在屋里乱转转。

天亮了，队伍回来了。排长点名时，发现又是我出现了掉链子现象，又一次批评了我。排长讲，紧急集合就是去执行紧急任务，没有鞋子，赤脚也要跟上队伍。

我们那时候发的是黑色棉鞋。当我们班的上海兵王小弟回来后，他刚放下背包，我就发现，他脚上穿的是我的棉鞋，而他自己的棉鞋此时正躺在墙角。我有些发怒了，一下子摁住他的脚，把棉鞋脱了下来。

见此情景，王小弟身边的那个姓张的上海兵赶紧打圆场，说是黑灯瞎火的看不见，王小弟穿错鞋了。我有些纳闷儿，王小弟与我中间隔着三个战友，他怎么舍近求远，偏偏穿了我的鞋呢？其中的原因，我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就在几天前的星期天，新兵连驻地来了一位六十来岁的老人，是卖旧军服的。三个上海兵一下子围了上去，一个挡住老人的视线，一个跟老人讨价还价，一个在老人身后。他们趁老人不注意，把旧军服倒腾了出去。此过程，我看了个一清二楚，但没有当场制止。那时，新兵连正在组织开展学雷锋活动，我就跑到连部，把事情向指导员作了汇报。指导员当场表扬了我，并说人民军队里决不允许损害老百姓利益的事情发生，要对涉事者进行严肃处理。不一会儿，连部文书就把三名上海兵叫走了。等他们回到班里，一个个都对我冷眼相对。一定是因为这件事，王小弟才故意穿错了我的鞋。

后来，我和王小弟一个宿舍相处得熟了，疙瘩也随之解开。

成为坦克兵

我当兵离家前，曾跟母亲交谈过到部队的前途问题。母亲是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担任村干部多年，送过新兵，也接过退役老兵，有丰富的工作经历。母亲对我讲，到了部队好好干，争取当上干部，提不了干部也要学个技术。那时候，我对到了部队干什么是迷茫的，也是憧憬的。

到了部队才知道，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部队不直接从士兵中提拔干部了。提干得经过军校培养，考军校不是那么容易的。

当军官的路基本行不通了，我心里很落寞，十分痛苦。新兵连的徐班长是修理营二连的，一连修坦克，二连修汽车。他那时候正在营部当通信员。徐班长经常在晚饭后找我谈心。营区的西边是一层层梯田，有的种植了油菜，有的收割水稻后闲置着。我俩沿着田埂走，看太阳落下，晚霞漫天，给大地铺上橘红色的地毯。徐班长问我家里的情况、入伍的动机、在部队想干什么。“想学修汽车。”见班长这么真诚，我也不藏着掖着，将心里的话全部说了出来。我的回答居然让徐班长有些惊诧：“别人都喜欢学开汽车，你怎么就首选修车呢？”我回道：“我二哥还在部队，他是开汽车的。”徐班长一下子明白：“哦，哥俩一个开车，一个修车，正好是搭档呀。”

过了几天，修理营教导员来新兵连了。当走到我们班时，徐班长向教导员敬了个军礼，然后去屋外单独交谈了一会儿。送走教导员后，徐班长悄悄对我说：“我已将你的姓名报给了教导员，只要你分到我们修理营，就会如愿以偿，去修理二连。”我心里很是高兴，可以说有些兴奋。

四十二天的新兵连生活，在疲劳和懵懂中很快过去了。我们初步实现了从一名老百姓到合格军人的转变，佩戴上了帽徽、领章。下午新兵大队召开了训练总结大会。晚上8点左右，一排长杨兴清拎着一个黄色帆布包来到我们班，将包交给我说：“明天给我带着。”说完就走了。杨排长是修理一连的技师，到我们家走访过。他的这番举动让我一下子明白了，我已经分到修理营了。帆布包上着锁，我郑重地把它放到枕头边上，生怕一不小心出现什么差错。可不到半小时，还没响熄灯号，杨排长又回来了，取回了帆布包，微笑着对我说：“听说你要去侦察连驾驶坦克了，祝贺你！”我一时愣怔了。

后来听说，我起初确实分在了修理营。而侦察连连长说坦克兵是要吃苦受累的，非要山东兵不可。就这样，第二天上午，我们五名山东莱州的老乡，同安徽合肥、江苏江阴的一共十五名战友，一起去了师部坦克侦察连，成为真正的坦克兵。就要头戴坦克帽，足蹬马靴，乘着坦克翻山越岭了，我心情激越，先前的所有失落郁闷和不快都一扫而光，满怀希望地投入到了崭新的军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