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甲凡

过了“小雪”节气，身上的秋装就要换成冬装了。

早些年，每当到了这个当口，爷爷就要把他那件大棉袄在太阳底下晒一晒，用小棍子“啪啪”地敲打一阵子，再抖一抖，就穿到身上去了。手里一边系着上下那几对盘扣，嘴里还不忘来上两句顺口溜：“人生三件宝，丑妻、薄地、破棉袄。”听爷爷说话那响亮的声调，仿佛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就很知足了——家里的妻子虽不漂亮，但能操持家务、繁衍子孙；几亩薄地虽不肥沃，但打下的粮食可供一家人解决温饱；那件破棉袄虽然补丁摞补丁，但可抵御寒冬的风雪。在生活艰难困苦的年月里，“丑妻、薄地、破棉袄”，实在是庄户人家离不开的宝贝。

在牟平方言里，“棉袄”的读音被捏合成了一个字——miao。按照其新旧程度和实用功能，还分别被叫成了“空身棉袄”“撅腚棉袄”和“开花棉袄”。

爷爷那件棉袄补丁摞着补丁，已看不出当初的模样。听爷爷说，那件棉袄比我的年龄还要长几岁。因为奶奶女红不错，每个补丁都拼接得恰到好处，缝得板板正正，让人看着很舒服。因为补丁太多了，用手掂一掂沉甸甸的，大冬天穿在身上寒风吹不透，爷爷每每自吹自擂：“貂皮大衣也不换。”可也正是因为补丁多，再加上这件棉袄他总是贴肉穿着，一个冬季里从不洗换，也没条件洗澡，倒是给虱子提供了绝佳的栖身之地。

我小时候跟着爷爷奶奶睡觉，爷爷在灯下抓虱子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冬季里日短夜长，奶奶每天都要在油灯底下做点针线活，爷爷则趁机就着灯光抓虱子。爷爷总是把大棉袄翻过来放在两个膝盖上，聚精会神地扒拉着衣缝，用两个大拇指盖对着，把虱子掐得“巴嘎、巴嘎”直响。时候不大，两个大拇指盖就被染红了。

虱子咬人虽不像被蚊子咬了会起疙瘩，却会让人痒痒的，很不舒服。每当奶奶看到我在身上挠痒痒，就会停下手里的针线活，把我的小棉袄翻过来抓虱子。

早年间，我们家乡还有这样一句俗语：“吃了六月六的包，才把棉袄撂个高。”爷爷说，这句话是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一句不起眼的顺口溜，描画的却是早年间穷苦庄户人家的真实生活场景。大冬天里，不少人都是光着身子穿一件薄薄的棉袄，里面连一件衬的衣服也没有，“空身棉袄”因此而得名。“空身棉袄”是虱子最喜欢的藏身之地，老年人老眼昏花，捉虱子时就沿着衣缝接缝处用牙咬，听起来像笑话，可实在不是空穴来风。

孩子们正是长身子的时候，一件棉袄穿了两三年，袖子短了，衣襟也短了，一弯腰屁股蛋就露出来了，因此就被叫做“撅腚棉袄”。

穿的年头多了，有些人的棉袄连扣子也没有了，出门的时候把两个衣襟搭起来，拦腰用绳子一捆就行了。还有些人棉袄破了也不打补丁，任由一簇簇棉花裸露在衣服表面，也因此被冠以“开花棉袄”了。

一件棉袄陪伴着把冬天熬过去了，开春了到田间干活，还是这件破棉袄，一早一晚穿在身上，干活热了就脱下扔在地头上，光着膀子干。因此也留下一句常用俗语：“光着膀子锄地，穿着棉袄拔麦”。直到拔完麦子，吃过六月六的包子，炎热的夏天来了，才算真正把棉袄脱下了，用绳子扎起来挂到屋梁上。等下一个冬天再次来到，拍打拍打棉袄上的灰尘，继续穿起来过冬。年复一年，“吃了六月六的包，才把棉袄撂个高”，自然就成了我们家乡常用的俗语了。

我17岁那年，哥哥结婚时缝了新棉衣，那件旧大衣就又穿到了我身上。随着年头的增长，那件大衣和当年爷爷的大棉袄一样，补丁摞着补丁，掂在手里沉甸甸的，大冬天穿在身上寒风真是吹不透。也正是因为这样，在公社基建队施工那几年，这件破大衣确实为我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一年到头在野外施工，这件破大衣被我绑在自行车后座上，休息的时候取下来铺在地堰或沟坡上，就能躺上去美美地抽袋烟了。尤其是1978年修建公社对虾养殖场海坝期间，寒冬腊月值夜班，找个避风处蜷缩在大棉袄上，还真是让工友们眼红得了不得。

20世纪80年代，庄户人家的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我们也从挣工分的“民工”，变身为挣工资的“镇办职工”了。1985年春节前，我被任命为公司的技术质量科负责人，就用当年的职务补贴买了一件黑色的呢料大衣，从此告别了那件与我相依相伴十几年的大棉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