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通

1976年6月，高中毕业的第二天，我就到生产队参加劳动了。

休息时，生产队长找我谈话，说是经过队委会讨论，让我当记工员。

说实话，我不想担任这么一个小角色。我的想法是，要么有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要么老老实实当一个普通农民。队长做我的工作，说是找一个记工员也不是随随便便找的，首先是要有文化、会算账，重点还要人品正直，要让队委会和社员们信得过。话说到这里，再不答应就不识好歹了。于是，我成了生产队里两名记工员之一。

那时，农村实行的是生产队大集体的体制，每个生产队的几十名社员统一参加生产队劳动，根据每个社员的劳动能力，通过集体评议，评出每个劳动日的工分值，最高的挣10分，其他依次为9.5分、9分等。年底决算时，用生产队总收入的钱数，除以全体社员的工分总数，得出一个劳动日的价值是多少。当时，一个劳动日的单价也就几毛钱。再把每个家庭的劳动工分总数换算成钱数，扣除家庭成员的总口粮款等，剩下的就是一个家庭一年的总收入。春节前，生产队要把这笔钱发到社员手中，这叫“开支”。

“开支”这天，是生产队一个重要的大喜日子。当然，和其他生产队以及其他村相比，我们生产队是比较落后的，能开到支的家庭只占一小部分，并且也只能领到几元、十几元或几十元，最多能领到100元左右。开不到支的家庭，或者不亏不盈，或者还欠生产队的，这样的家庭称为“欠款户”，欠生产队的款叫“挂往来账”。所以，当年有一句顺口溜挂在社员们嘴边上：“工分儿工分儿，社员的命根儿。”

当年，每一个生产队都有一个记工屋，我们生产队和很多生产队一样，记工屋和饲养室（喂养大牲畜的场地）合二为一。冬天，饲养室的火坑烧得暖烘烘的，社员们吃了晚饭，早早来到记工屋，都想在火坑上占一个方便取暖的位置。每一个社员都有一个黄皮的叫做“劳动工分手册”的小本本。社员们来到记工屋主要有两项任务，一是记工分，二是听生产队长分配第二天的生产任务。

等社员们来得差不多了，我们就开始记工分。先点上有玻璃罩的煤油灯，从抽屉里拿出社员们的工分手册，叫着名字，一个一个记录。每个社员也就记录两项内容：一是“干的什么活”，二是工时。干一整天（包括早晨）记个“10”，即10小时。一个早晨是“2”，一个半天是“4”。月底合计工分时，再用总时数乘以个人每天的工分值，换算出当月的工分总数。

当记工员是义务的，但是也有一点福利，就是每个月底有几天在记工屋合计工分，不用去劳动。我的搭档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是生产队的保管员，也是队委会成员。我们俩合作很愉快，每个月底合计工分时，我们只用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准确圆满地完成任务。听他说，以前有一位记工员，心眼儿太多，月底合计工分时，需要四五天的时间，并且还经常出现差错，惹得很多社员找上门。更为严重的是，他竟敢改动自己和他家人的工分。例如，本来某一天没干活，他就把“干的什么活”栏里的“无”，改成具体的农活；在工时栏里原来的一条斜线后面添上一个“0”，这就变成了“10”。猫腻被发现后，这位记工员自然而然地被队长撤掉了。

我当了半年时间的正式社员，也兼任了半年的记工员。这期间，我记工分和合计工分都没有出现差错，并且用时短，效率高，受到了队长和社员们的好评。半年以后，我被调到学校，当了一名民办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