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云强

1971年，连里来了些无锡兵，其中有三个人让我至今难忘。

阚发祥，无线电技工，也是我这个技师手下唯一的兵。他膀大腰粗，圆嘟嘟的脸，瓜肉瓜肉的（音，烟台方言，意为肉多）。阚发祥人很热情，开朗，爱说话，而且谈吐幽默风趣，这种带有几分自来熟的性格很讨喜。

阚爱帮助人。我们俩平时的工作主要是对全团的通信设备进行维修，但毕竟没有那么多机器需要修。空闲时间，他不是帮参加训练的官兵打洗脸水、洗脚水，就是去马厩帮助值班战士喂马、铡草料，抑或去炊事班帮厨，或与连队的饲养员一起喂猪，总之不让自己闲着。

阚善解人意，遇事爱替别人着想。我俩睡一个屋子，他形容我睡觉安静得“像只小猫，悄无声息”，但他打呼噜。他怕影响我休息，常常等我入睡后，自己才睡。后来，他干脆把床铺搬到电话排去了。当时的战士服役期为两年，中间可以探一次家。当连里准备安排他探亲时，恰巧有战士家里有人生病，他主动把指标让了出来。我俩虽为上下级关系，但岁数相当、性格接近，彼此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阚母早逝，父亲年迈多病，服役期满后，这个在部队能有大好前程的孝顺孩子选择了退役。我挽留不住，为此难过了好长时间。

另一个无锡兵叫蔡忠良，他是电话兵。蔡的身材比较高，但比较瘦，用烟台人的话说，是“精瘦”，再加上脸长，大家送给他一个“狼外婆”的外号。一些与他同年当兵的战士经常与他开玩笑，不是将他的帽子摘下，帽盖反戴到后边，就是故意用无锡普通话把他的名字喊作“茶重良”。对此，他从来不恼怒。蔡忠良和阚发祥是中学同学，他常来找阚玩，因此，我对他也有所了解。从外表看，他一副吊儿郎当、懈懈怠怠的样子，但心眼好，脾气也不错。

蔡忠良刚当兵时，为了提高新兵的战备意识，电话排举行了三次负重越野跑，其中两次，他跑了个全排倒数第一，还有一次得了个倒数第二。得倒数第二的原因是，那个倒数第一的中途背包绳散了，重新打背包耽误了时间。他这个倒数第二是侥幸拣来的。

当兵之初，像蔡忠良这种情况的战士不在少数。因此，连里首先有针对性地抓队列、请销假、内务卫生和个人军容风纪等纪律养成教育。根据蔡体质弱的特点，班排为他制定了负重跑、爬电线杆、收放线等训练科目。

我们连的牛指导员很擅长做思想工作，他深入班排与战士谈心，讲部队优良传统以及革命英烈的故事。我记得讲邱少云舍生取义的事迹时，蔡忠良眼眶湿润了。

当兵半年后，蔡忠良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以前一个得过且过、对一切无所谓的人，变成了一个有理想追求、能吃苦的有志青年。在一次风雨之夜的军事演习中，在战友有伤的情况下，他独自一人完成了架线任务。他同样在两年后退役。

何建平身材细高，人白净得甚至可与清秀的女孩媲美。严格来讲，何建平是烟台人。他父亲原籍烟台，很小的时候便参加了革命队伍，并随军一路南下。后来，部队一直在无锡驻防，何建平的户口随父亲，因此也属无锡兵籍。

何建平高中学历，不但能写会画，吹拉弹唱也样样在行。以前过春节时，全连指战员只是凑在一起吃顿饺子。在何建平的倡议下，连里开始年年召开联欢会，何建平是联欢会的绝对主力。他的嗓音不错，独唱很受欢迎；他还会拉二胡、吹笛子、吹口琴等；他编写的迎新春诗歌朗诵，往往是联欢会的压轴大戏；令人叫绝的是，他会用烟台、无锡和上海三种大相径庭的地方话诵读，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要知道，在以青年人为主的部队里，宣传是最受人欢迎的“本领”，因此，何建平第二年就入了党，第三年准备给他提干时，检查身体时发现了问题。也许因为我们是烟台老乡，心理上存在着某种默契，我俩友谊甚笃，相见恨晚。何的母亲在上海工作，何打小在上海的外婆家长大，耳濡目染，跟外婆学了不少做菜的手艺。我在部队举办婚礼时，他不但担任婚宴主厨，还让父母寄来不少南方食材。何建平当了4年兵，在此期间，他一直想让我带他回一趟烟台，想亲眼看看烟台的山川河流、村舍大地，寻找父亲成长的基因密码，但因种种原因，最终没能实现。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去南方出差，曾去找过他们。阚发祥与蔡忠良在无锡的工厂工作，阚是厂里的电工，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蔡则在一家工厂担任保卫。有趣的是，两人的工厂离他们的住址都很远，上班皆需要坐很长时间的通勤船，而一向不爱吱声的蔡忠良，把这描绘为太湖的水乡特色。何建平复员后，随母亲去了上海。我与阚、蔡二人在无锡会面后，又去上海找了他。何住在“老克勒”姥爷留下的一座豪华的二层带阁楼的别墅里。彼时，他们三人都谈了女朋友。那次，我们战友重逢，兴奋异常，整整交流了两天，参观了上海西郊动物园，并游览了外滩。

战友情是世间最伟大的感情之一，青春与理想构成它的骨架，使得它历久弥坚。时隔数十年，我仍然十分想念我的这些战友，心中常常默默祈愿，愿他们健康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