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桂廷 撰文/供图

说起《半夜鸡叫》，许多人都耳熟能详，对它的作者高玉宝，当年也是无人不晓。上世纪末的一天，烟台师范学院（现鲁东大学）请来了颇具知名度的战士作家高玉宝，为全校师生作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报告。我曾经在学校宣传部供职，有机会“蹭”了一把他的“热度”。

“我的老家是黄县庙高村”

“高老师，我从小是读着您的小说长大的，最早是读小学时看到的木偶电影艺术片《半夜鸡叫》。上大学的时候，我还到过成山头附近的荣成龙须岛瓦房村，和下乡的同学们一起用英语出演过《半夜鸡叫》呢！”我主动与他搭话。

高玉宝听了，饶有兴致地问：“你演的谁呀？”

“日本军官。”

“谁演的我？”

“演您的是我的一位女同学张玉春，扮地主婆的是男同学孟兆国，两人体型挺合适演反串儿。”

“哈哈哈……”高玉宝笑了，又问：“用英语演，观众能听懂吗？”

“我们的李延平老师在台下拿着麦克风做同声传译。即使没有翻译，观众看到表演情节，基本上也会懂的，因为大凡中国人，对您的大作《半夜鸡叫》剧情太熟悉了……”

“恭维我呢？！谢谢！”高玉宝又笑了。

高玉宝很健谈，不用稿子，侃侃而谈，声音洪亮，和颜悦色。从他的报告中，我进一步了解了一个真实的高玉宝。

他在报告开始，从地域亲情讲起，“在外省，我说我的祖籍是山东的，在烟台，我可以只说我的老家是黄县庙高村的。咱们都是老乡呢！”

一开口，他就获得热烈的掌声。他的老家，即使当时走老烟潍线的沙土路，离烟台市也不过一百公里，黄县也就是现在的龙口市，以前一直隶属烟台地区。

说起来，高玉宝出生在大连的瓦房店孙家屯，很多人认为他的老家是大连。其实很多大连人的老家就是山东的，有的甚至像高玉宝一样，直接说出自己是山东哪个县的，在本地说起，甚至可以道出是哪个村的。

据我所知，大连人的口音很接近“烟台普通话”，原因是很多大连人就是胶东地域的老乡们迁移过去的。如我的岳父和舅哥内弟，尽管都在大连市工作，但纯属地地道道的半岛东海人。而高玉宝，从他那大连普通话口音听，总要润出那么一点烟台腔。

他的题为《人生的价值和成功之路》的报告，获得会场师生的热烈掌声。

从放猪娃到文化军人

1927年4月6日，高玉宝出生了。他家里很穷，全家人饭都经常吃不饱，更没有钱供孩子上学。七八岁的高玉宝看到其他富裕人家的孩子能够上学，煞是羡慕，便到学堂外偷偷听课。这感动了教书先生周庆轩，把高玉宝叫进了学堂，和小伙伴们一起听课。然而好景不长，一个月的启蒙后，八岁的高玉宝被保长逼着顶债，去当放猪娃。

日寇侵华，日子在哪里也不好过。全家后来到大连谋生，高玉宝的爷爷、叔叔、母亲和弟弟因贫困多病，都死在了大连，高玉宝命大，活了下来。

为了生计，他进入日本人开办的玻璃制品厂当童工，又相继在日本人开的耐火砖厂和电瓷厂卖苦力。他还沿街乞讨过，卖过冰棍，干过捡垃圾的营生，尝尽了人间疾苦。

母亲过世后，生活更苦了，全家人不得不返回农村。两年后，高玉宝顶替父亲去给日本人当矿工。在铜矿，高玉宝患了伤寒病，幸遇好心人救助，他才捡回了一条命。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东北解放，八路军抢占先机进驻东北地区并建立了政权，并很快进行了土地改革，老百姓的日子慢慢好了起来。感念共产党恩情的高玉宝，20岁参加了解放军，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在部队带头诉苦，控诉日本鬼子，控诉地主恶霸。工作中他吃苦耐劳，战斗中他冲锋陷阵，不怕牺牲，先后参加了辽沈、平津、衡宝战役，跟着部队打到湖南、广西、广东，立过大功六次、小功两次。

他在报告中说，军功章应该属于烈士们。他特别讲到他的一个开机枪的战友，在被炮弹轰出很远后，满脸是血。他老远看见这个战友为了返回机枪旁，爬行时发现腿已经被炸断，可是那段断腿还连着皮，被一棵小树挡住了，这个战友咬着牙拽掉了那条腿，奋力爬到机枪旁，继续开枪射击。但他很快支持不住倒下，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声泪俱下的讲述，到现在依然使我对那个血染的镜头铭记在心。

卓尔不群的战士作家

在平津战役期间，高玉宝当上了通讯员。有一次送信，因为不识字送错了地方，被参谋长狠批了一顿，说：“毛主席说得真对，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对这次批评，高玉宝刻骨铭心，从此决心学习文化。即使是战斗间隙，他也抓紧时间认字，用树棍儿在地上划拉着练字。

有一次为了问字，高玉宝竟然斗胆截停了纵队司令员的马。原来这个司令员是老红军，抗战时期曾经在胶东军区以副司令身份与许世友司令员并肩作战，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开国中将吴克华。吴司令员问清原委，笑着躬身下马，认真指导高玉宝写字，并抚摸着高玉宝的头说：“爱学习好哇！”吴司令员耐心地教他，并肯定了他勤奋好学的精神，鼓励他好好学习，追求进步。

这件事成了高玉宝的兴奋剂，他的学习积极性更高了。即使部队在行军中没有笔和纸，他也带着几块黑色瓦片当石板，用钉子在上面练字。

宣传股长迟志远看到这个小伙子对学习这么用心，还开始用别人不识的记号和图形写小说，特别责请宣传干事单奇亲自教他读书写字，还送给他一支珍贵的自来水笔，并把大张纸裁开，给他钉了个大本子。

单奇不仅教他写字，还向他介绍高尔基的作品，鼓励他做中国的高尔基，激励他用保尔的精神写作，并在其写作的本子留言：“玉宝同志，希望你能继续把书写下去，把它写成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一样。”

有一次，高玉宝正在写小说，副司令员胡奇才笑着问他：“你认识几个字，就敢写小说呀？”高玉宝胸有成竹地回答：“够200多个吧！”

高玉宝战斗中不忘学习，写作就像走火入魔，而其起步之艰难可想而知。他以顽强的战斗姿态，充实着自己写作的历程。从1949年南下时继续其自传体小说的描画，经过一年半如同战火洗礼般的创作，1951年元月，高玉宝连写带画地完成了20多万字的初稿。

如何确定书名呢？当时有人提议为《童年的高玉宝》，也有人提议为《我的童年》。

这件事传到了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的耳朵里。罗帅亲自审阅小说原稿，建议起名为《高玉宝》。由元帅给普通战士的小说取名，而且书名就是作者的名字，这在文学史上是一个特例，也是一段佳话。

1951年，小说《高玉宝》在《人民日报》连载。在时任中南军区政治部文艺科科长郭永江的帮助下，长篇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在1955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旋即轰动全国，高玉宝被赞誉为“文化战线上的英雄战士”。

“战士作家”不仅成为高玉宝的崇高荣誉，也是实至名归。

成名之后的高玉宝

1956年，高玉宝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他的成名作《高玉宝》一书在国内有七种民族文字出版，在国外有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用十五种文字翻译出版，印刷量高达450多万册，还被改编成24种特别适宜于儿童读物的连环画册。

高玉宝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深造，大学毕业后，成为原沈阳军区师级专业作家。

高玉宝成名后，没有停歇，没有退缩，他扑下身子深入部队、工厂、矿山和农村体验生活，陆续发表了报告文学《家乡处处换新颜》、长篇小说《春艳》《我是一个兵》《高玉宝续集》和短篇小说《报喜》《婆媳》等，曾获中南军区文学创作一等奖、东北三省文学奖、沈阳军区文学奖。

高玉宝从一个大字不识一斗的放猪娃，成长为名作家，先后写出了2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短篇小说《我要读书》和《半夜鸡叫》曾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半夜鸡叫》还被选入《共和国文学作品经典丛书》。

高玉宝说：“文学是一块净土，又是一座高山，也许我不会攀上巅峰，但我会全力以赴，奋力拼搏。”这句话是他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生动写照。

高玉宝1988年离休，仍笔耕不辍，并从事关心下一代的教育工作。几十年里，他先后作报告5000多场，听众达500多万人次。从20多岁的第一场报告开始到90岁高龄，走遍大江南北，讲述旧中国普通百姓的苦难生活，追忆革命战争的滚滚洪流，展述新中国的巨大变化。他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亲历与见证者。

高玉宝曾经受到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23次接见，获得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中国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先进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全军优秀共产党员、沈阳军区学雷锋标兵等光荣称号。

2019年12月5日，高玉宝因病逝世，终年92岁。作为一个旧社会的放猪娃，作为一个接地气、草根出身的战士作家，高玉宝的名字已经印刻在当代文学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