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刚

昨夜我又梦回故乡，醒来感叹岁月蹉跎。故乡的父老乡亲、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如同怀旧的老电影，一幕幕在脑海中上演。

在我的记忆中，西由镇不仅很大、很美，而且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它有一条十里长街，横跨东西，像一条璀璨夺目的项链，串联起了龙泉、东北、西北、东南、新合、孙家、天王庙、街西头八颗珍珠。我的故乡街西头村就在这条大街的最西头，如果把西由街比作是一条龙，街西头村就是翘起的龙尾。

我生于斯长于斯，直到1997年7月去县城之前，一直生活工作在西由这块古老多情、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土地上。 一

从1958年起，到1984年撤销生产队止，有一个词可谓是家喻户晓，人人喜欢，那就是工分。每个工分里面，都包含着老乡们的真情和血汗。工分制，是那段时间农村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分配方式，也是乡下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一个社员，根据身体、年龄、性别等情况，经综合考评，可以评定为十成劳力、九成劳力、八成劳力等。十成劳力上工一天，并不能轻松地拿到十分，晚上还要到队部记工并进行评议，根据其一天的表现，再确定能拿多少分。在农忙季节，还实行小段“包工”制，体现出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社员们挣工分的过程，就是努力奋斗的过程，工分是社员的“命根”。

我们生产队刚成立的时候，每个工分的价值折合人民币五六分钱，一个十成劳力表现好了，干一天活儿能拿到五六毛钱，买一盒“大前门”香烟还略有剩余。后来，队长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在整治好的沙滩上种上花生，在培土加固的沟崖上，种一些豆科类植物，使每个工分的分值达到了八九分钱。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工分的分值达到了一角二三分钱。

在按工分制分配的制度下，我与挣工分有了不解之缘。

农村的孩子早当家，别看我年纪小，已经能干很多活儿了，比如轧场院，就是用碌碡把一块场地压平整，用来存放收下来的小麦。一般情况下，这活儿都是用毛驴干，用“蒙眼”蒙上它的眼睛，让它拉着碌碡满场转圈，但它有时随地“大小便”，队长便把这活交给了我们这些孩子和妇女。我拉着碌碡，转上两三个钟头，队长便会给我记上两个工分，心里美滋滋的。

再比如，用小车往每家每户送麦根子，这是队里分给大家的烧草，大人们都在地里忙，为了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便把这个活交给了我们这些大孩子。还有一个活儿，非我莫属，就是从脱粒机底下扒拉麦糠。这活儿不大，但是特别脏、特别呛，扒拉一次，浑身上下全是灰，像个“泥人”，大人们不适合干，有些小伙伴躲着走，我却抢着干，多次受到队长的表扬。

这样整个麦收阶段，我差不多每天都能挣到六个工分。等到了秋收的时候，妹妹也有了用武之地，我们会在姥姥的带领下，到场院去扒玉米。每晚能扒三十多提溜，挣十多个工分。宁静的夜晚，明月高照，秋虫唧唧，我和妹妹跟着姥姥走在村里的小巷上，那种感觉，如今想起来还是百感交集。

二

等初中放暑假，我回到生产队时，已经是一个像模像样的整劳力了。麦收时，生产队的一个成年男劳力，用镰刀割完一大系子（一亩多）的小麦，再捆好，可以挣十五个工分，是平时的三倍。

记得在三河崖地块，我和社员们刚吃过午饭就上工了。麦熟一晌，虎口夺粮。太阳当头，骄阳似火，麦地就像个大蒸笼，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割到离地头还不到一百米时，我大汗淋漓，头也有些发晕。这时田埂内的一块小土颗粒，突然间把右手紧握的镰刀向上垫了一下，锋利的刀刃一下子割到了左手的食指，直进骨头，鲜血直流。我顾不得疼痛，赶紧从小沟的沟崖边上，拔了一棵七七菜，用手掐碎缚在手指，消毒止血后，牙一咬，脚一跺，继续奋战，猛追割在前面的社员。

“三秋”生产是一场硬仗，在养鱼池那个地块刨玉米时，老乡们叫杀玉米，是“三秋”大会战的第一场硬仗。我和社员们天不亮就赶到了工地。早饭队长安排专人挨家挨户收集，然后用小车送到工地吃。

我头一个上阵，从玉米地的东边刨起了六行，老乡们也叫六角。这时，14岁的妹妹放秋假，也来帮我打下手，专门负责掰玉米。不一会儿工夫，露水和汗水就把我的衣服湿透了，胶鞋里也全灌满了泥土。我就像冲锋的战士一样，右手紧握小镢，把一棵一棵玉米秸连根刨出，再把玉米秸根上的泥土用小镢头拍打干净，然后侧弯着身体，左手娴熟地把玉米秸摆放成整齐的一行。虽然手上磨出了好多血泡，累得腰也直不起来，但想到把这一小段包工完成，不仅能挣三十个工分，还能为加快“三秋”进度出点力，心里就有了成就感，干劲自然倍增。

到1980年前后，农业生产逐步实现机械化，效率越来越高，工分也更加值钱，效益最好的生产队，工分价值达到一元多，劳动日值十元多。乡亲们盖上了新瓦房，买上了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三大件）、收音机（一小件），圆了他们的勤劳致富梦，乐得合不拢嘴。

1984年撤销生产队，作为农村分配制度象征的工分，也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