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恩嵩

1960年，我被分配到掖县（今莱州市）函授师范学校担任中师语文教师。这一年，也正是我们国家发生严重经济困难的一年，既要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又要和大家一起战胜饥饿、度过灾荒，在艰难中不停息地长途跋涉，如今回忆起来，确是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

授课

函授师范学校，说是“函授”，实际上主要是通过面对面的课堂教学向学员们传授知识。我教的学员主要由小学校长、教导主任、五到六年级的教师组成，年龄都比我大，有的年近半百。面对这样一批学员，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对他们的敬畏。他们只是因为文化知识的欠缺才走进我的班级，他们那种求知若渴的眼神和对每一个疑难问题弄不明白誓不罢休的无穷欲望，使我深受感动。

开学的第一天，学员们都按时到校。许多学员在四处打听他们的新老师在哪里。其实，我当时就坐在他们中间，许多人认为我是新来的小学教师，是来听课的。当上课铃响过、我登上讲台后，大家都很惊奇：这么个年轻的小老师来为我们上课？

因为这是第一次给学员讲课，我在备课时多费了一些功夫。对要讲读的范文全部背熟，所有的教学内容也成竹在胸。随着教学工作的持续进行，我和学员之间的平等交流也日趋频繁。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有位年近半百的小学校长，每次听课都在最前排，戴着老花镜，极认真地做着笔记。他的作文全是用毛笔写的，欧体小楷写得很工整，人们称他是“老学究”。他说到我的中文班来就读，是想接受一下“新学”。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了10多年的校长，以前在私塾学的那一套不赶形势了。

一天，这位校长因为患了感冒没来听课，一位年轻的教师把他写的作文捎来交给我，也顺便为校长请假。他对我说，刚才看了校长的作文，有个成语叫“上嘬下奓”，这“嘬”和“奓”应该怎么读法？

流着满头的热汗，故作精读作文之状，我脑中却在急剧思考对策。对于这个“嘬”字，幸而懂得一点语音规律，凡是“最”字加偏旁者，读音一般都有“uo”韵。在此韵中快速扫描，终于找到一个“zuo”字。再从通篇作文看，是写一个学生用黏土、头发楂儿合成“筋泥”做煤炉的故事。这“上嘬下奓”是写炉膛的形状，既然“上嘬”(口小之意)，自然是“下奓”(zha，肚大之意)了。于是，我很快回答了那位年轻教师，总算没有当众丢丑。

我从事的是成人教育，和对中小学生讲课不同。在范文讲读和批改作文时，不能就事论事，而要想方设法把知识面拓宽，在弄通课文和点评作文的同时，还要增加一些写作、汉语、文艺理论、文学史等方面的知识，有利于他们在教学中的实际运用。这样，就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有时遇到风雪雨雹的恶劣天气，他们也总是赶数十里路前来听课。

度荒

这一年，我国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为了度过粮荒，学校领导组织教师采取了许多应急措施：到乡下去购买一些高价白菜，到田头地边捡拾掉落的地瓜蔓叶，到复收过的地瓜地里深掘半尺寻找一些地瓜根毛，到山区去买回一些落地柿子，到海边广袤海滩上捋回一些黄蓿菜……这些东西虽然能够暂时充饥，但是到了冬天我们就无计可施了。每个教师都患上了水肿病，脸上黄肿发胖，腿上一按一个深坑，走起路来十分困难。

我们的教学工作并没有因为饥荒而受影响，照样按时到达面授站为学员上课。晚上为学员批改作业，有时坐在椅子上坚持不住，就只好坐在床上，伸直双腿，把学员的作业放在腿上批改。

我当时遇到的另一个困难就是交通工具问题。老教师都骑自己的自行车，我们6位没有自行车的新教师只能轮流骑用两辆公用的自行车，轮不上的时候只好靠步行了。我去面授的驿道、三元两处公社距县城五六十里远，许多次面授都是步行去的。常常饥肠辘辘，举步无力，这段路程要走将近6个小时。为了避免晚上拉夜，必须吃过早饭就开始上路，怀揣一块干粮，饿了就啃一点，防止中途倒下。

这年冬季的一天，我步行去驿道上课。走到程郭村的东头，遇上一位老农牵着一头老牛，那老牛拉着一辆木轮大车。当时心想，能让这辆大车捎我一程，会减去许多的跋涉之苦，便亲切地称他“老大爷”，和老农聊了起来。老农说，生产队的大车在程郭刚修好，队长让他赶着这头牛把车拉回生产队，准备明年春天用它送粪运庄稼。我问老农，为什么不坐在大车上？老农惊诧地斜了我一眼，对我说：“坐车？过去冬天总得给牲口上点料，开春干活才有力气。如今啊，它的料被我们人吃了，它只能啃把干草，哪还有劲拉车？你看这牛，瘦成什么样子了，我还忍心让它拉着我吗？它也饿啊！”

他这一席话，使我为之一震，很快打消了坐车的念头。老牛走得很慢也很吃力，但它毕竟还是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我和老农边走边聊。老农知道了我是去为小学教师上课的，我以为他会说出“七级工，八级工，不如回家种大葱”之类的话来，但他没说，却问我：“大伙都过得不容易，你说谁最不容易？”我一时难以回答，他接着说：“干生产队长不容易，当支部书记更不容易！”

按当地的方言，他说的“不容易”，就是受苦受累、难以做好的意思。他对我说，他们大队很穷，社员大都在吃糠咽菜打发时光。大队里有个小粮库，里面仅存的一点粮食就是明年春播用的种子粮。为了看护好这些种子，大队党支部决定，支部委员和各生产队的队长轮流昼夜值班看守种子库，谁丢了种子粮，谁就是在切断全大队人的命根子。老农激动地说：“队长就不知道饿、不知道冷？我真可怜俺队的那个队长啊！为了看守那个种子库，有好几次连冻带饿昏倒在仓库的门口，社员见了哪个不心疼？”说到这里，他的眼里饱含着热泪。

听着老农感人肺腑的诉说，心想，有那样的支部书记，有那样的生产队长和社员群众，不就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光明所在吗？想到这里，浑身增添了力量，走路的步子也加快了。

跋涉

从1961年开始，由于教育经费的不断减少，教师队伍大大压缩，函校的教师有的调回外地老家，有的下放到中小学里。教学任务就加到了留任教师的身上，我的教学任务越来越重，负责面授的站点越来越多。

只要能骑上自行车，路途再远再难走我也不怕。有一次轮到我骑公用自行车了，那天不是面授日，需要往中心小学送个书面通知，函校领导让我去趟驿道，我送达通知后立即返回，一上午行程100里。吃过午饭过后，学校领导又对我说，还得去趟三元。三元本和驿道同路，只是比驿道远出10里。既然领导让我再跑一趟，午饭后我又出发了，把通知送达三元后，傍晚返回县城。这天，我骑自行车共跑了220里路。这种远距离奔波，是在口粮严重不足、忍饥挨饿的情况下进行的。那时只有一个想法，只要学员们能从我们的授课中学到知识，不断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我们搞面授的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

我们函校虽然教师人数减少了，但公用自行车还是不足。我要跑那么多的站点进行面授，光靠步行，耽误的时间太多，根本无法如期完成任务。那时，靠我每月的工资收入，根本买不起自行车。有一天，我回到家里，把这个困难向我爹我娘说了。我爹眉头紧皱，低头不语。当晚，他和我娘商量到深夜。

第二天我回县城前，我爹说：“我和你娘商量好了，把院子里那几棵长了几十年的洋槐树杀了卖掉，也只能换辆旧车子，凑付着骑吧！”

我爹说到做到。下次回家时，院子里几十年为我们遮风挡雪的大树不见了，换回了一辆只有五成新的自行车，前轮不圆，骑起来上下颠簸，刹车用的“五柱头”常常打滑而行止不灵。不管怎么说，经过一番修理之后，我总算有了自己的自行车。

当时，每个公社都有十几处完小，每个完小的教师是一个学习小组，每组有学员几个人、十几个人不等。在他们参加面授时，如果有一两个学员因病因事请假不能听课，其他的学员可以给他补上。如果全组学员都没来听课，我只好亲自去补课了。

那年夏天，三元公社大居里完小的学员都没来听课，我只好去一趟。从三元到大居里，中间要翻过一道山梁。山路弯曲狭窄，两边荆棘丛生，上到山顶我已经气喘吁吁了。向山下看去，是一条很陡的蜿蜒小道。推着自行车下山比上山更难，在相对平坦的路段，我骑上自行车，踩住脚闸，在曲折的路上慢慢向下滑行。谁知，脚闸突然失灵，车子飞速前冲，我只好启用前轮的手轧。由于行速越来越快，前轮死死被闸住，后轮却翘了起来，我还来不及思考应该怎么办，整个车子就来了个前滚翻，连车带人摔进了路边布满荆棘的山沟里，我被自行车后面的行李包压在底下……

好大一会儿，我才有了知觉，从车底下爬了出来。脊背在剧烈地疼痛着，白衬衫上布满血迹，左衣袖撕开一个口子，胳膊上在流着鲜血。我吃力地把车子拖到路上，自行车的传动链已经掉了下来。把车链子按好，忍着钻心的疼痛，终于到达了大居里小学。

小学校长李铭轩同志，看到我受伤的样子非常吃惊。他赶紧把我让进他的办公室里，让我脱掉衬衣，又很快找来卫生员，对我脊背和胳膊上的伤口进行包扎。李校长拿出他的衬衣给我穿上，并派人把我那件血衣洗净、晾干、缝补……看着他们里里外外为我忙碌着，使我产生了回到家的那种温暖的感觉，身上的伤口也不疼了。穿着李校长的衬衣，我终于完成了补课任务。

1962年的深冬，掖县下了一场历史上少见的大雪。那天我在驿道公社上课，按照计划下课后必须赶到梁郭公社，第二天要在那里面授。到梁郭的这条路我是第一次走，不到20里远。我上路后，大雪依然下个不停，我顶风而行，猛烈的西北风呼啸着，夹杂着冰冷的雪花向我肆意地吹打。农田和道路连成洁白的一片，唯一的标志就是道路两边有两行齐腰高的小树，在两行小树之间推车慢行，我来到中途必经的车栾庄大队。

过了村庄再往北走，雪野白茫茫的一片，被狂风吹刮着的雪屑在空中飞扬。路两边的小树不见了，分不清道路在什么地方，我只好踅步回到村内。推开一所大房子的门，里面有个大石碾子，空中悬着两个石锤，一看便知这是一座油坊。七八个人坐在一个大炕上，有的在打扑克，有的在闲聊说笑。我上前说明来意，向他们问路。一个中年人说：“去梁郭？你不想活了？你到村北头去看看，有路吗？”他的话茬很硬，但说的却是实情。

前进无路，后退不行，天色越来越晚，我该怎么办？那中年人见我为难的样子，对我说：“你先到炕上暖和暖和，等会儿我给你想点办法。”傍晚时分，油坊只剩下中年人和一个小伙子。中年人对我说，他姓王，和那小伙子都是民兵，有枪有子弹，今晚他俩值夜班。见我带着行李，就对我说：“今晚，你就和我俩睡在这大炕上。饿了，锅里有煮好的地瓜。明天早点起，还认不出路来，我俩送你去梁郭！”

火炕被烧得暖融融的，一夜睡得十分香甜。次日早起，吃上几块地瓜，王大哥把我送到村北头。我发现，有几条刚走过的大车车辙蜿蜒北去，那就是去梁郭的路了。我拜别王大哥，8点以前就到达梁郭。尽管学员到校不过半数，我还是正点走上了讲台。

五年的教学生涯，使我获得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使我能在人生的路上把步子迈得更扎实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