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世民

1861年烟台开埠之初，港口尚处于原始状态，只是一个并非完美的自然港湾，既没有码头也没有导航设施。从烟台山向西转北，是以沙滩为主的自然海岸线，这种滩涂岸线应对载重50吨左右的平底沙船装卸尚可，并不适宜大型船只靠泊。

开埠后的芝罘湾，很快成为西方列强在中国北方的商贸中转枢纽，来自外国的大型船舶与日俱增，自然港湾原始落后的装卸方式，显然无法应对日渐繁忙的物流。这时，人工码头的建设便摆上日程。由于当时的清政府内外交困，无暇顾及港口建设，而那些趁开埠之机匆忙登陆烟台的外商虽意识到建码头是当务之急，却只是盘算着如何筹建自家私用码头。

这种船舶锚泊散漫无序、装卸方式繁琐笨重的现实状况，严重制约了西方殖民者强制开埠通商的利益扩张。当英国人汉南于1863年初出任东海关第一任税务司后，为加强港务管理，主动提出要修建码头等设施。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为什么东海关英国税务司如此关注烟台港务工程建设？因为当时晚清帝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政治上丧失了部分独立自主权，经济上逐渐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烟台作为一处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不管是输出原料还是输入商品，都必须通过海上运输来实现。因此，改造自然港湾原始状态，提高船舶装卸效率，自然是日后维持烟台港正常运作的首要工程。

同治四年（1865年），总税务司赫德根据东海关的呈报，同三口通商大臣崇后议定，允准在烟台山西侧建造海关公署和码头等建筑。这两项工程按规划于次年竣工，施工费用由东海关从船舶吨税中开支。所建码头被称为海关码头，这是烟台港有史以来第一座由官方规划、筹建的公用码头。

竣工后的海关码头位于烟台山西南侧，东西走向突堤式，全长约257米，西端宽约33.5米，其主体以长方石条灰砌而成，内填沙石泥土夯实取平，缆桩为石柱体。这处由东岸向西延伸入海的突堤码头，将原先近岸水域分隔为南北两部分，此后人们据码头阻挡风浪的安全效果，将突堤以南海湾，称为“南太平湾”，称突堤以北海湾为“北太平湾”。这个由海关码头建成后产生的水域名称，历史上沿用了很长时间。

1866年，海关码头落成投产后，不仅改善了船舶避风环境、简化了停靠装卸程序，因陆续配置了简单装卸机具，还明显提高港口装卸效率。这项人工港务工程建设对降低船舶装卸成本的显著作用，立刻引起驻烟洋行这个外国人群体的特别关注：如何利用殖民国特权，在异国他乡占有一方海岸线，修建一处属于自己所有的私人码头，成为他们朝思暮想的发展目标。

这些外国商民早在开埠之始，便从世界各地纷至来烟，在烟台山周围建造房屋，开设商行商号，经营缫丝、抽纱、航运等业务，其中不乏政商兼顾、巧取豪夺者。如开埠初期活跃于政商两界的风云人物英商福开森，早在1861年此人便来烟开办了滋大洋行。作为英国人，他却担任了多个国家的驻烟领事，初期曾以发达生之名，冠法国驻烟领事衔，1874年8月回欧洲又弄来比利时领事一职，1881年任俄国额外署副领事，1885年同时兼任法国、西班牙驻烟副领事。这些看似闲差的官衔，为他在商场竞争添加了无形筹码。同治元年九月，他带领武官端托养及翻译余某，持法国提督名片面见登莱青道道员崇芳，公然威逼恐吓，“贵处如不照办，将来兵勇滋闹，请自承受，本领事概不与闻”。如此强势霸道，若无外交官衔加持，一届商民哪来这底气？同期，他作为法国领事官却瞒过地方官府，雇佣几十名石匠在烟台山开山采石，卖给本地人盖房及商船压仓，自己从中谋利。至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他私自破坏地方名胜行为才被新任道台潘蔚发现后制止。

出于逐利本质，他并不甘心让地方官员断了开山卖石这条生财捷径，为此还行文到驻北京法国公使、英国公使处，要求赔偿。随后，他又强词夺理地要为自己开办的福开森公司在烟台山西侧岸线修建私人码头，只是碍于没能获得明确的控制和使用权，才迟迟没能开工。

正是这个堪称冒险家的风云人物，在海关码头投产翌年，1867年9月，以滋大洋行名义租用“芬赛尔”轮船，从英国加得夫港直达烟台试航成功，从此结束了以往烟台港出入中外商品必须经香港、上海中转的历史。

此举引发各国洋行群起而上，纷纷在海关码头以西，抢占岸线，筑建私人码头，填海造地，设置货栈、堆场。截至甲午战争爆发，先后建成的有：福开森码头、摄威利福码头、和记码头等等。1896年，英商所有的开平矿务局又建造了开平码头。

这些见缝插针的私人码头，很快将当时烟台山下西侧的重要岸线抢占一空。由于缺乏统一规划，港口中心区域被切割成各霸一方的碎块，严重影响了港口管理和发展。1895年，东海关为改变这种混乱状况，拟定建设“南北公共码头岸路工程”（简称南北岸路工程）。

按照工程设计，通过修建一条总长600多米的南北走向岸路，将所有各自封闭的私人码头连接起来，让七长八短互不相通的岸壁连成一体。经过如此改造后的烟台港，其港口中心区域将进一步扩大，这对港口贸易、航运以及东海关的管理将提供很多方便。但是，这一工程触动了各洋行的既得利益，因此，各洋行一方面私下扩大之前的占地，一方面又串通起来，通过各国驻京公使，联合上书总理衙门，要求利益均沾，“公私均得其平”。

清政府迫于各国公使压力，答应了驻烟台各洋行的无理要求，同时规定该工程竣工后，将港口杂项规费作为修路费用。清政府的懦弱让步，表面看似息事宁人，实际助长了各洋行争夺码头地盘的嚣张气焰，也为他们日后得寸进尺埋下祸根。

光绪二十二年夏（1896年8月），当南北岸路工程破土动工时，俄国摄威利福公司以他们在码头尚无占地为由，趁乱强行独吞了福开森码头南侧的填地，而英国和记洋行则认为摄威利福是侵占了他们的利益，公开声明要求赔款。此事尚未理清，其时由英商控股的开滦矿局也因开辟了秦皇岛到烟台航线，又出资在岸路北端建一突堤小码头，用来装卸和堆存煤炭。德国滋大路洋行也出于既得利益，投资建造突堤码头。

由于摄威利福公司的干扰，东海关原方案中设计的50英尺的岸路宽度未能统一，海关聘用的工程师雷京纳尔得·哈定百般无奈，只能更改原设计方案，将摄威利福公司所占地盘中的一段，缩为30英尺。这一改动不仅使竣工后的岸路时窄时宽有失规范，也使工程总体进度受到影响，直拖到光绪二十三年秋（1897年11月）才全部结束。工程完成后，岸壁全长663米，填海垫地42亩。

南北岸路建设虽然竣工落成，并没有平息洋行之间权益之争。为了解决俄、英两家洋行的冲突，英国驻烟领事（其时俄国尚未在烟台设立领事馆）与海关总署协商做出“仲裁”，使“受损失的英国公司得到了3000两白银（折合5000镑）的赔款”。

由此可见，烟台港南北岸路工程虽然艰难完成，但各洋行却从中国土地上的港口建设捞取了不少好处，为他们日后垄断烟台外贸增加了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