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铃

我们几个弟妹之所以夸大姐是世上最好的大姐，是基于以下理由。

首先是她有“长姐如母”的风范。新中国成立前，父母在北方一个城市干苦力，家里的事情全交给了大姐。做饭不难，大姐早在五六岁就学会了，她踩着板凳做饭的形象至今在我们头脑中挥之不去。关键是她还有三个弟妹，我最小。可以想见，一个什么事都不懂、衣服要别人穿、大小便要别人管、饭要别人喂的二三岁孩子，对大姐意味着什么。但这还不是最难的。据大姐讲，小时候的我似乎有多动症，没有闲着的时候，她怕我摔着磕着，就到处追我。一天下来，大姐的身上嘞嘞湿（音，胶东方言，意为全身湿透）。

父母披星戴月地干活，等他们回到家时，我们基本已被大姐哄睡了。因此，幼时的我们几乎不怎么与父母见面，对大姐却十分依赖。有时即使父母在场，两个姐姐要扎什么发卡、我穿什么衣服，还有与邻居孩子发生了什么矛盾，都会径直找大姐。有一次临近年关，父母太忙了，把大姐叫去临时帮一天忙。走时，把我们三个锁在家里。那一天，我们三个丢了魂儿似的。我嗓子眼好像含了个知了——唧唧了一整天，硬喊着“要大姐姐”。两个姐姐则像火燎了屁股，一趟趟往窗台爬，脸贴在玻璃上，眼巴巴瞅着大姐回来没，差点让玻璃把鼻子挤扁了。由此不难看出大姐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准确地说，我们几个弟妹都是大姐带大的。

后来父亲回到烟台工作，我们全家人也回到烟台乡下老家生活。母亲长年有病，其他弟妹刚处于童年，因此农活全落在了大姐身上。大姐那年刚15岁，从没接触过农活，农具叫什么、如何使用更一无所知。大姐从最基础的农活学起。农村活没有一样是轻松的，比方用镢头刨地瓜、苞米，用锨积肥，都很重，但这些都不如割麦子耗费体力。大姐干活泼辣，舍得用力气，很快便成了村子里的割麦子能手。

还有些活既需要有力气，又有技术含量，像用耧播种、用犁耕地以及用独轮车推粪运粮食，这些差不多都是男人的活，会不会干这些活是判断是否整劳力、能否挣十个工分的关键，生来好强的大姐硬是学会了。耧和犁不用说了，经过一两年历练，大姐干得得心应手。我们村的地都集中在一个叫南塂的地方，到那里须经过一段最窄处仅二三米、路两边都是直下陡坡的“悬崖路”。在这里推小车，连老把式也要小心几分。大姐推车技巧没得说，但是比起那些推独轮车的大汉们，她的力气实在小得可怜，难以掌握车子的平衡。从推车那天开始，她摔下“悬崖路”的遭数不计其数，光我亲眼看见的就有二三次，她身上总是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最严重的是那次运苞米秸，她的胳膊摔断了，在家里躺了足足三个月。这段路也成了大姐的梦魇。口粮分配与工分成正比，而家里工分都是大姐挣的，从这个角度讲，大姐是我们家地地道道的顶梁柱。

我们全家进城后，大姐进厂就业。我们几个弟妹读完书后，面临进入社会这一关键期，是大姐扶了菜鸟弟妹们一把。我们的工作，不是大姐介绍的，就是她帮忙拿主意的。二姐小学毕业后，赶上一家事业单位招会计，二姐因没有财会方面知识，有畏难情绪，大姐曾干过出纳，就利用业余时间教二姐会计学基本原理，结果二姐如愿以偿。兄妹中属我学历最高，大姐让我好好学习，考上大学，给家里争气，但我高三毕业时恰逢“文革”，大学梦破碎。后来我要去当兵，父母担心我这个独子受苦受累，从中阻挡，最终还是大姐说服了父母。后来，我在部队提了干。实践证明，大姐的意见是对的。

另外，我们兄妹们的婚姻也都听从了大姐的意见。二姐和三姐的对象户籍当初都不在烟台，一个在福山、一个在栖霞。当年户籍与人员不允许流动，他们不在一地生活且不是城市户口，但大姐认为两个妹夫为人忠厚老实，妹妹嫁了这样的人，没有错。事实证明，二姐三姐婚后的确很幸福。小妹是老生子，父母溺爱，对她的婚姻更是牵挂，后来，小妹跟本厂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恋爱，并把他带回了家，得到了父母认可。但在一次民兵投弹练习中，小伙子被手榴弹砸伤，住进医院。父母一听翻毛了，担心这孩子一旦被砸坏了可咋办？大姐为了打消父母的顾虑，亲自去了妹夫单位。回来后，她告诉父母，小伙挺好的，活蹦乱跳，还是厂子里的重点培养对象，父母便同意了。后来妹夫当上了厂子的技术厂长，他们的孩子博士毕业后，分别担任某银行驻美国、驻香港分部的负责人。

20世纪90年代，父母年龄大了，去哪儿养老、怎么养老，兄弟姊妹意见不一，最后还是“主心骨”大姐一槌定音，去她家养老。

如今大姐年近九旬，弟妹们有事仍爱与她商量。我们在祝她长命百岁时，也许下心愿，下辈子仍与她做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