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冕 撰文/供图

1921年文学研究会合影，后排左一为王星汉

一直想写写我的祖父，又怕写得不成样子，对不起他老人家。不过这个愿望总是时时涌起，挥之不去。

2023年是我祖父去世100周年。给连家父都从未见过的先祖父立传，本该有足够和必要的史料，而我这篇文字，却仅仅依据前辈亲戚的口传和几张旧照，颇有捕风捉影之嫌。先祖父当年在北京求学时做了些什么，又为何突然故去，这些成了悬念，也成了我的心病。

我在1970年下乡，1977年考上大学，20世纪80年代初读研来到北京，随后留校，娶妻生女，总算安稳下来，此后便开始了断断续续、时冷时热的寻祖之旅。

女儿渐渐长大了，问起家世来，可怜我这个不肖子孙，连祖父的名字都不知晓。记得恢复高考那年我填表时，胡乱编了一个，居然蒙混过去了。事后问起父亲，他竟哽咽了，写信把我家上几代祖辈的名字告诉了我们。至此，我才知道先祖父名叫王星汉，字仲宸（祖父行二，“宸”乃北极星所在）。“星汉”，多么灿烂的名字。先祖父出生在山东蓬莱，这一定是他的秀才父亲给起的，只可惜他英年早逝，化作一颗流星划过夜空，只留下一道惨淡的光痕。

仅仅知道一个名字，其他均告阙如，依然无从下手。人到中年后，俗事缠身，一拖再拖，便到了21世纪。倒是小女总在留心，居然有一天搬下《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恰好翻到“文学研究会”那一页，上面有研究会发起者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门前的合影（摄于1921年1月4日），照片下面赫然写着先祖父的名字。根据照片下标注的顺序，我看到了一张年轻、英俊的面孔，同当年的文化界名人郑振铎、许地山、孙伏园、芦隐等并肩而立。为了证实自己的推测，我曾把这张照片的复印件遮去名字，让老家一位儿时曾见过祖父的表姑指认，她一下子就指对了，这顿时令我坚定了继续寻祖的决心。

后来，小女成为先祖父的隔世又隔代的校友，有机会进北大校史馆，居然找到了一些关于先祖父的零星资料。我又通过各种途径搜寻，初步整理和撰成这份行状，似能看到百年前那个大时代里一名有为青年的背影。

一、王星汉的年龄、籍贯与学籍

据查，北京大学校史馆所存1918年和1923年国立北京大学学生名册信息如下：

王星汉：籍贯山东蓬莱，年龄二十四，毕业于省立第八中学法预科英文丙班一年级，民国七年九月由文预科转入法预科。

经查，当年北大的预科分为法预科、文预科和理预科，法预科中包括英文班、法文班和德文班。每类班中又包括甲乙丙三种班级。

而山东省立第八中学于1902年创建于蓬莱，前身是登州府官立中学，1913年改称省立第十三中学，1914年改为省立第八中学（即先祖父就读该校期间），1929年迁至烟台，1938年停办。

又：《国立北京大学历届同学录》（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上也记载了先祖父的籍贯、在校或毕业年、系別等信息。

看来，先祖父的年龄和籍贯与学校记录的都没有出入。先祖父是在1918年考上北大的，专业英文。如果不考虑虚岁，他应该出生于1895年，去世时年仅28岁。那年家父年方1岁。至于先祖父为何24岁才上大学，无从考证，但这也非个例。五四运动期间，北京的学生领袖如傅斯年、许德珩等人当时都超过28岁。顺便提一句，本人上大学时也已过25岁了。

二、学业与社会活动

先祖父从预科到本科一共读了五年（1918-1923），从北京大学校史馆所存的先祖父的成绩表来看，似乎成绩欠佳，抑或当时的课程评价体系与现今不同？

不过，用现在的话来说，当年的他很“潮”。受许多那个时期大名鼎鼎的师长和后来声名远播的同学影响，他参加过各种社团，包括北大学生自发组建的平民教育演讲团和新潮社，以及后来的文学研究会。有关这三个团体的研究资料可谓汗牛充栋，本文只摘录少量与先祖父有关的文字，其余不一一赘述。

新潮社

1919年11月，当时的负责人傅斯年去英国留学，新潮社的人员发生一些变更。在第2届职员中，只设编辑1人，由罗家伦担任。王星汉、宗锡均、李小峰负责记录与校对。到了1920年，罗家伦也要出国留学，新潮社的组织又做了一次调整，重设编辑和干事两部。周作人任主任编辑，王星汉、孙伏园、郭绍虞等人任干事。1922年3月，在出版了第三卷第二期之后，《新潮》杂志无疾而终。（据相关研究资料综述）

平民教育演讲团

在成立一周年、进行了几百场街头演讲后，平民教育演讲团的12名成员分作两组，前往丰台七里庄和长辛店厂区。“……1920年4月上旬，前往有着三百多户人家的大井村。演讲开始后，看热闹的乡人也不少。但王星汉讲起‘缠足的害处’时，有些女人都半笑半羞地回家去了……”（见《“五四之子”的后五四时代消失的启蒙者》，《国家历史》主笔丁三）

文学研究会

在《文学研究会会员考录》中，作者苏兴良逐一介绍了该会成立时合影中的人，只有祖父等二、三人名下无详细信息。可能是因为过早去世，无介绍和研究的价值了。

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的合影照片（上图）原由瞿世英先生收藏，于1961年10月赠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右起，前排：易家钺、瞿世英、王统照、黄英、杨伟业、郭梦良；中排：蒋百里、朱希祖、范用余、许光迪、白镛、江小鹣；后排：孙伏园、耿济之、苏宗武、李亚晋、许地山、宋介、郑振铎、王星汉。

三、王星汉发表的文字

先祖父很幽默，早就会用时下很流行的谐音梗，从迄今唯一能找到的、署名王仲宸的文章标题《“五四”……“武士”……“无事”》（《晨报》1922年5月4日第6版）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细读之后，我觉得此时的他对五四运动及其影响的态度，比起三年前亲历期间要理性多了，并流露出淡淡的忧郁。

除此之外，目前能找到的、见诸报端的文字，只有他翻译的以下两篇童话故事了：

译文1：《年的历史》，《晨报副刊》1923年第1-5期连载（民国十二年正月五-九日），安特生（即安徒生）著，译者署名王星汉，完成或交稿日期为1922年12月28日。

译文2：《小荑荳的花》，《晨报副刊》连载于1923年第12-16期，译者署名王仲宸，交稿日期为1923年1月4日，离他去世仅仅3个月。

《晨报副刊》于1921年独立发行，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就是在该刊上首次连载的。副刊主编孙伏园，与先祖父同是新潮社干事和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会员。从时空上看，他任副刊主编后很可能向当时正在英文系读书的先祖父以及其他高年级同学约过稿。据称，安徒生童话最初传入我国是在1914年，由当时的北大教授刘半农先生率先发表译作《皇帝的新衣》，而且很可能是从英文转译的。由此可以推测，先祖父也是当年较早接触和译介安徒生作品的学人之一。

四、有关王星汉亡故的疑问

之前，先祖父去世的具体时间无法确定，学校保存的他的成绩表里只写着“病故”二字，未注明日期和病因。后来我偶尔得自《鲁迅日记》：

《鲁迅日记》1923年4月10日载：闻王仲仁以夜三时没于法国病院，黯然。（《鲁迅全集》日记卷16，465页）

注：王仲仁（1895-1923），学名星汉，字仲宸，山东蓬莱人，1920年文预科毕业，升入英文系，毕业前一年病故。王星汉系新潮社社员及文学研究会会员。（秦贤次：《<鲁迅日记>人物注释的补正与辨识》，《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5期78页）

我以为，鲁迅先生的记载应该不谬。理由是，先生当年经常去北大讲课，与先祖父是师生关系；先生大弟周作人曾任《新潮》主编，先祖父当时是该杂志的干事，与其应该交往不浅，或许因之与大先生有过交往。否则，鲁迅先生不会在日记里特意记上这一笔。

我的疑问是：其一，先祖父为何在鲁迅日记里被称作“王仲仁”？是不是因南北口音上的差异，被鲁迅先生记成了“王仲仁”？如果原本是两个人，其身份细节又为何如此一致？

疑问二：先祖父是病故还是死于其他原因？

北大的成绩单上说是“病故”，鲁迅日记说“没于”，但仍无法推断具体死因。

我曾亲耳听家族中不止一位长辈说起过，先祖父“应该算作烈士”。第一次是在50多年前，先祖母的嫂子对我说起，先祖父的灵柩当年是由同学从北京护送回蓬莱老家的，而且不让开棺。在此之前，先祖母曾梦见丈夫浑身是血，不久便传来噩耗。于是，家族中便有了先祖父因“参加学生游行被警察打伤后死于医院”的说法。但处于早些年的政治环境，谁也不敢没事找事，也就无人去刨根问底了。

后来发现，先祖父去世前不久，北京确实发生过学生抗议活动，并有多名学生被警察打伤。具体时间是1923年3月，离先祖父去世仅一个月。而在此之前，他还在不断为《晨报副刊》投稿呢。如果不是得了暴病，也不排除他参加游行被殴伤住院的可能。

令人遗憾的是，鲁迅在日记中提到的法国医院（又叫圣·米厄尔医院）原位于北京东交民巷西头，1950年代天安门扩建时，连同它北边的清廷宗王府和六部衙门统统被拆除了。北京档案馆所存有关法国医院的资料极其有限而且与本案毫不相关。看来先祖父的死因无从考证了。

不过，如果先祖父确实是在学生抗议活动中受伤入院，为何当天的报道中没有提到他？此外，那篇报道中说，受伤学生有的被送到德国医院（可能是现在的北京医院所在，位于东交民巷东头）救治，有的则去了法国医院。两家医院相距不远，是否被记者弄混了？

事隔百年，沧海桑田，斯人早已尸骨无存。现代鉴定技术再发达，也无法证明“我爷爷就是我爷爷”了。客观地讲，尽管根据有关照片和资料进行比对，年龄、籍贯、模样、经历等等都对得上，但确凿的证据实在有限，且无足够多的文字和实物资料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我希望求得专家相助，破解百年悬案，亦是对先祖父最好的纪念。若能得到指点，通过不同途径搜集到更多、更全的相关资料，或许也能给“五四”及新文学运动研究者提供一点新的素材和研究视角。

补记：

近日，偶然在网上看到拍卖北大毕业证的图片。图片中的毕业证主人巫启瑞先生恰好是当年与先祖父同时在《晨报副刊》的同一版面上发表译文的英文学系同学。从发证时间上推算，他们应该是同届甚至同班的。若不是先祖父在那一年不幸去世，我家里也会有一份同样的毕业证书吧？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