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吉明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中学毕业，考上了高中。当时，以我的年纪，也能帮父母挣工分了。

父亲说：“别上了，家里这么困难，回生产队挣工分吧。”母亲则忧心地说：“别人家的孩子，考不上还补习呢，咱孩子考不上也就算了，考上了怎么着也该叫他上呀。过日子是属节节虫的，过一节儿说一节儿吧。”

母亲不忍心让我辍学，我十分感动，但家里的困难我很清楚。作为长子，我总是千方百计帮助父母分忧解难。

当时，烧水做饭的柴火很缺乏。尤其是到了冬天，取暖做饭都成问题。由于我们县内就有无烟优质煤（老百姓称之为石炭或炭）矿，因此，买炭倒很方便，但运到家门口的太贵，父母亲根本不舍得买。煤矿在离我们家几十公里远的炭灰铺村，听说从炭窑口直接买，不加运费，可以便宜一半多。于是，我决定拉小架子车到炭灰铺炭窑口买炭，父母听了当然高兴，毕竟孩子是想为他们分担些养家糊口的责任。但因全是山路，母亲还是不放心地说，上山下岭，一天来回那么远，多了拉不动，少了不值当。我对母亲说，能拉300公斤，值当。

当时我刚18岁，拉300公斤炭上山底气不足，便提议让11岁的三弟一起去。母亲说，他那么小，别说帮你干活，就是光走路也得把他累坏了。我说，去时是空车，弟弟坐在车上我拉着他走，回来时，平路、下坡我拉着他走，只需上坡时他帮我推推。母亲同意了。

头天晚上，母亲给我们贴好玉米面枣饼子，预备我们一天的干粮，我们则把架子车和装炭的麻袋备好。

第二天凌晨3点钟，夜色还很沉，我和弟弟就起床，随便吃点东西，带上干粮，带上钱，拉着小架子车出发了。那时我们村到炭灰铺只有简易的沙土公路，冬天的缘故，路都冻得硬邦邦的，车轮轧得路上的沙石轧轧响。月亮高高挂在黛蓝色的天上，稀稀落落的星星又明又亮，空气干冷干冷的，冻得耳朵失去了知觉，鼻子一阵阵地发酸发痛。我拉着坐着弟弟的架子车，顺着公路，上山下岭，弯来绕去。四周一片寂静，我们却有一种雄赳赳、气昂昂、能为家里干大事的自豪感。弟弟是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一路上问这问那。从天上有神仙没有，地下有鬼没有，到山沟里有狼没有，水里有妖怪没有……问不完的问题。那是长大以来我和弟弟交流时间最长的一次。

我们就这样，说着笑着，一路欢歌，于11点左右赶到炭灰铺。等交钱，过磅，用麻袋装好炭后，已是中午12点了。我们急急忙忙啃了几口自己带的干粮，紧着往回赶路。

返回的路远没有来时那么轻松，我们已经离开家十几个小时，走了近50公里的路，弟弟虽然在来时没怎么费劲，但返回时平路、上坡，他都得跟在车后边颠颠地跑着并帮着推。渴了，我们就到路边的小河沟里，喝几口带着冰凌碴的冰水；饿了，我们就啃几口冻成冰疙瘩的枣饼子。我知道弟弟爱吃枣，就把我饼子上的枣抠下来都让他吃，尽量让他高兴。我需要他积蓄力量，在关键时候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返回的路上要翻过松路沟、柳峪两个大岭。这两个岭很高，上岭时，我在前边拼命地拉，弟弟在后边铆着劲儿推。尽管是滴水成冰的冬天，但我们俩头上冒着热气，汗水顺着脸颊吧嗒吧嗒往下掉，身上穿的棉衣都被汗水湿透，汗水沿着缝衣的针脚眼洇出来一片一片。弟弟累得早没了来时的兴致，一句话也没力气说了。但他也知道我更累，只是很懂事地憋足了劲推车。当我们到达岭顶时，几乎用完了我们的所有的力气，感觉达到了身体的极限。在极为偏僻的荒山野岭，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甚至一天连一个人影都见不到，如果我们翻不过岭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下松路沟岭时省力气，我让已经精疲力尽的弟弟坐上车。走了不远，正好看到前面一位砍柴的老人，背着一大捆柴草吃力地往山下走。我们赶到他身边后，赶紧停下车，让老人把柴草放上架子车，为老人拉上。弟弟有点困惑不解，但没有吱声。

当我们走了七八里路，到了老人的村边时，才帮他把柴草搬下来。老人感激地说，你们真是俩好孩子，可省了我的力气啦。老人背着柴草走后，弟弟悄悄地问我说，哥哥，咱们都那么累了，你为什么还为他拉呢？我对弟弟说，下坡加在车子上柴草这点重量，费不了我多大劲，但老人可轻松多了。雷锋尽为人民办好事，咱们也应该这样。弟弟默默地点点头，似乎懂了什么。

进到村口，已是晚上8点多了，繁星满天，村里人们早已掌灯吃饭了。母亲早在村口迎着我们，远远地看见我们的身影，高兴地说：“孩子，你们可算回来了，快把娘急死啦。你们俩孩子，顶星星去，顶星星回，太累了。”说着急急走到我跟前说，快停车，你先歇会儿，我拉上回家。

到了家，母亲赶紧把热乎乎的饭菜端上来，让我们洗洗手脸，赶紧吃饭。虽然我们一天来回走了七八十公里的路，很累，但我们能为父母分忧，我们心里很甜很甜，吃着母亲做的饭菜很香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