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美花

梦中，门廊下那盏煤油灯还在风中摇晃，灯罩的蛛网上沉积着经年蛾子折断的翅膀。我蹲在老屋门槛前，指尖抚过斑驳的“永久”牌的车架，铁锈簌簌落下，像从前我不小心弄撒了父亲治病用的朱砂。车座皮套裂痕里探出的几茎枯草在风里摇曳，父亲与自行车的故事又走进我梦里。

农村出身的父亲聪明好学，在中学跳过级，爷爷奶奶于是供他继续读书。他看村里缺医少药，决心学医，有幸就读莱阳中医学校，毕业后便在蛇窝泊衣芝主办的衣家诊所当大夫。这个诊所是蛇窝泊医院的前身，衣芝是当年栖霞的名医，父亲虚心跟他学习，很快成为诊所的骨干。

追求更好的生活是年轻人的渴望，我父亲也不例外。那时不少山东人都爱闯关东，父亲也到了大连，在一家食品厂一边工作一边读业余医大。那一年，辽东半岛的倒春寒格外凌厉，父亲裹着厂里发的劳动布棉袄，车把上挂着印有“大连某某食品工厂”字样的铝饭盒，后座绑着个漆皮剥落的红十字药箱，车铃铛在料峭的晨风里“叮当”了起来。城里大夫都骑这个，父亲说。母亲用笤帚毛蘸温水擦拭车架，钢管映出她脸上的笑容。小不点的我踮着脚数着车辐条，可数不过来。每根辐条都在切割着苍茫的暮色，在墙上编织流动的光网。

后来城市缩减人口，我们一家只好离开大连，落户到栖霞迎门口村，父亲在村里当“赤脚医生”。这辆自行车很快成了十里八乡的“闪电”，车梁上挂着药箱四处奔波，车筐里装着乡亲们硬塞的菜和水果。那年腊月，蛇窝泊村林家媳妇得了急性肝炎，且家里好几人被传染，又没钱去大医院，父亲顶风骑了十几公里夜路，冒着被传染的风险上门诊治。回来时车铃铛结满冰，车座上凝着半指厚的雪，棉裤冻成冰甲，他路上摔了几次，腿上有紫青，手上有血痕。

车轴里绞着十里八乡的印迹，有时是八田村麦田的麦芒，有时是卧龙沟村的红土。辐条间卡着的丹参叶子的碎屑，雨后会蒸腾起药香。一个暴雨天，父亲参加了县里统一组织的义诊队，车辙在门口的泥路上犁出两道深沟，像给大地划开的两条口子，他成了落汤鸡。

到了上学年龄，我却没钱上学，父亲只能卖掉家里唯一值钱的自行车。卖车那日露水很重，天还没亮透，父亲往车轴上抹完最后一道黄油，突然把我摇醒：“跟爸爸去村小学。”晨雾中，一个人数出几张钞票交给父亲，我眼含泪水依依不舍看了自行车最后一眼。车后座母亲用红毛线编织的垫子，早被父亲解下来挂在屋檐下作为纪念。朝阳升起时，红毛线在风里飘扬成一面残旗。那年我九岁，第一次懂得什么是“家徒四壁”，茅屋漏雨，没有家具，一铺土炕，两床棉被。这惨状刻印在我脑海，我想，我长大一定要改变家里贫困的现状。

没了自行车，父亲的脚印开始丈量栖霞更远的山川。有个雪夜，蛇窝泊镇连家庄村来人报信，他八岁的孩子高烧抽搐昏迷不省人事，被抬在干草上等死。父亲抓起药箱冲进风雪，走了十公里山路，回来时天已大亮。棉鞋陷在雪窝里，他是赤脚奔完最后那段路的。那年冬天，父亲脚后跟的冻疮溃烂多日才治愈，却在春天收获了个“车铃铛爹爹”的称号——那孩子在昏迷中依稀听见父亲揣在怀里的旧车铃，他平常用这旧车铃逗弟妹们玩。

我常在月夜看见父亲对着药箱发呆，褪色的红十字下，隐约可见“大连”两个字的印痕，像道永远结不了痂的伤口。有次他醉饮几杯自制的药酒，突然说起大连港的汽笛声，说起他在大连戏台唱戏和拉胡琴的情景，说海风里的咸腥比药草味好闻。我看着月光爬上他斑白的鬓角，墙上的什么影子在摇晃，仿佛还倚着那辆自行车。我决心努力学习，日后圆他的梦。收到师范录取通知书的黄昏，他借钱让我读书，他说当老师好，治愚救心。父亲说着转身时，墙上斜长的影子突然折断，像那辆卖了的自行车，无影无踪。

时光荏苒，父亲已去世多年。我望着蜿蜒的土路，恍惚听见叮铃铃的车铃声穿透岁月。纸钱灰烬里，车铃在风中轻颤，根根辐条转动的光影，终化作父亲碑前不散的烟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