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宝新

一

一生著书40部，洋洋千万言。令人惊叹的是，他约有半数的时光是坐在轮椅上，依靠放大镜，在夫人的悉心照料下完成这些著作的。由此，足以让读者对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精神肃然起敬。他就是安家正先生，一位在烟台文化领域熠熠生辉的人物，他的文人风骨，贯穿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二

秉性直率，敢于直言，不随波逐流，不曲意奉承，他留下了“安大炮”的外号。这一称呼是对先生的“褒奖”，也是对他的文人风骨最生动的诠释。

安先生是原烟台教育学院教授，1984年9月，我有幸成为他的学生。初见先生，他那大脑门、胖身体、粗线条的形象便印入脑海。随着上课铃声响起，他三步并作两步走上讲台，顶着油光锃亮的大脑袋，镜片厚如啤酒瓶底，可那一双小眼睛在镜片后却透着灵动。他开门见山，声音洪亮，直截了当地介绍《当代文学》这门学科。当课本和讲义往桌上一放，他仰起头便侃侃而谈，风格流派、人物形象、写作特点等，他如数家珍，尽显大家风范。

数日后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一课，他先简要介绍后便投入地朗读课文。那朗读起初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可不久后，声音便由激昂转为低沉，最后竟变成哽咽的哭声，眼泪也随之落下。他掏出手帕擦泪并致歉说自己容易动情。后来知晓，他与作者陶斯亮在“文革”有相似遭遇，这才使我理解他的情感触动。

先生的文人风骨，还体现在对人格的坚守。先生给我们教授《当代文学》课结束后，就去担任一家文学期刊的编辑部主任，可不到半年又回到学校。这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问及原因，先生说，每天的接待来访，领导熟人朋友方方面面的关系转来的稿子，弄得他的头都大了，还是回来做教书匠清净。先生此举，在当时教师地位普遍没有受到重视的情况下，无疑是一种对内心真实想法的坚守，也给学生们上了一课。

先生长期担任区人大代表，议政建言时总是慷慨陈词、直言不讳。数年后与他一次见面，我半开玩笑地说到了关于“安大炮”的传闻，他听后不但不生气而且高兴地说：“好啊，这外号我喜欢！”

其实，先生参政议政十几年、仗义执言之事可谓不胜枚举，很多人都有所耳闻，后来我到了宣传部门工作，亲历了他在研讨会上“开炮”的场景。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省市两级专家在栖霞召开文物保护研讨会。先生参会前作了实地调研，对文物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了如指掌。会上轮到他发言时，他直指问题，令在座个别领导的脸变得很难看。我试图用眼神阻止，先生却浑然不觉，我扯了一下他的衣襟，他也没有反应。最后我又扯了一下他的衣襟，可能这次用力大了点，他稍稍侧了侧身体，不悦地对我说：“你别搞小动作。”众人目光一下射过来，我的脸唰地红到耳根。会后的工作午餐上，相关领导表态，安先生的意见很中肯。

会议间隙，先生问我文学创作的事，我说现在天天考虑的是新闻宣传怎么搞，没心思和精力弄。他有点失望，但还是鼓励我别丢了文学梦。离开时，他送我一本小集子《豆腐干集》，都是他工作之余在报纸上发表的短小精悍的杂文。有人就讽刺他只会写一些“豆腐干”。先生不以为耻，且乐此不疲，“豆腐干”发表的多了，干脆就出了一本《豆腐干集》

先生品正行端，不仅敢于直言，说真话，从不违心，而且不徇私情，不怕犯上。在做期刊编辑部主任时，他就多次把一些领导安排的稿子扔进废纸篓，他曾说：“考我一生,无缺德之事,无‘整人’之迹,无拍马之嫌,无营私之举。”前些年,先生编著《胶东当代文学史略》时,他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打电话,希望自己的作品也能入“史”,可他宁肯得罪友人也不降格，以求维护了创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三

先生的风骨更体现在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上。他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而是以独立思考的精神，去探寻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胶东有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叫于烺，新中国成立早期曾受到不公平待遇。其后代听说先生敢于直言，曾多次登门请教先生。先生不囿于定论，以严谨的治史态度和一贯的良知，不辞辛劳，深入采访考证，到图书馆查阅相关史料，大胆质疑，董狐直笔，为于烺撰写了长篇纪实文学《半岛泪》。该长篇曾在《烟台日报》作过连载，详细披露了于烺作为集财主、校长、县长、司令于一身，被错误认定罪名的真实情况，为于烺的最终平反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家正在写《半岛泪》时，于烺的冤案还没有平反，家正挺身而出敢为天下先奋笔疾书，写出了《半岛泪》，不仅表现了他的非凡的史胆，更表现了一个作家的惊人的勇气。

文人的风骨，体现在对艺术的纯粹追求上。他们将艺术视为生命，以高度的热情和专注投入到艺术创作中。他们不为名利所动，不为世俗所扰，只为了追求艺术的完美和纯粹。先生继承了中国古代文人的风骨精神，一生关心胶东文化。他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笔耕不辍，即便在身体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停下手中的笔。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更是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创作，这种对文化的热爱和执着，令人动容。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先生以王勃之语自勉。在原烟台教育学院院内，有一幢不起眼的砖混结构房，一套47平方米的普通居室就是先生的住宅。那是一条窄廊分割空间的小陋室，南向有光线充足的老式写字台，北面和西面是“书墙”，东墙有简易双人沙发。书房由他的爱人邹淑香老师命名为“傻干斋”，那“越忙越穷，越穷越忙”的赠言恰似他一生的写照。

四

夏天酷暑难耐，蝉鸣仿佛也被暑气蒸得烦躁不安，先生却身穿老头衫，顶着豆大的汗珠，伏案写作。冬天寒意逼人，他脚蹬棉拖鞋、身披黑色面包服，因为视力太差，脑袋恨不得贴在写字台上。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文人墨客，上门拜访，他常常是忙得顾不上回应，只留给人一个忙碌的背影：“坐，先坐，我弄完这一段儿再说。”

长期的劳累和艰苦的生活条件，让他的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冠心病、糖尿病、肝病如同阴影般笼罩着他。2000年前后，为了创作《戚继光》，他夜以继日，最终突发急性肝炎引发肝坏死，医生下达病危通知。然而，他凭借着顽强的毅力战胜了死神。本以为他会好好休养，可他说自己时日无多，需要更加拼命地创作。

他一生著作等身，从文学创作到地方文化研究，成果斐然。8卷本、500多万字的《安家正文集》于2001年出版，素白封皮，无图无插，简洁纯粹，被称为“白皮书”。峻青先生赞叹：“真个是素面朝天，朴素得令人惊奇，甚至令人震撼”，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即便病体缠身，他的创作也未曾停歇。2002年，他推出30万字的《沧浪酒魂张弼士》，刚印刷下线，又开始着手《秦淮悲歌》和《胶东当代文学史略》的创作。2008年2月的一天，他突感手脚麻木，说话吐字含混。经送医院检查，先生突患脑血栓，虽经急救治疗，却仍留下了行动不便的后患，被永远“摁”在轮椅上，行动又与助行器“绑”在了一起了。然而，先生并不悲观，他幽默地说，自己的头还在思考，手能写字，依旧可以写作。之后，先生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先是耳朵几近失聪，右眼完全失明，左眼只剩下0.25的视力……日常生活工作，他已到了离不开放大镜、轮椅、助行器、尿壶等五大件，号称“五子登科”。在一篇文章里，安老师曾乐观、信心满怀写道：“幸而尚无吞咽困难，脑子尚可，右手无碍，仍可带着放大镜写作……”

早在30年前，先生就因研究爱好和历史担当，计划创作《胶东通史演义》。自此，他靠着放大镜，用仅有的微弱视力苦读二十四史，遍阅省市史志等典籍。每当发现有价值的记录，他就欣喜若狂，记录下大量读书笔记，制作诸多读书卡片。至2011年，90万字的《胶东通史演义》终于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于2012年获烟台市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这是一部由一个失能老人一笔一画艰难书写而成的记录胶东地区7000年文明史的著作。

从2008年先生开始轮椅上的人生后，他便以保尔·柯察金精神，左手拿着放大镜，右手笔耕，还先后出版了18万字的《胶东半岛鸟文化》（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60万字的长篇小说《秦淮悲歌》（山东画报出版社），后者获烟台市第11届文学创作一等奖。

五

先生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收获颇丰，在胶东文学史研究和对著名作家峻青文学创作理论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1965年，先生与峻青相识，并成为好友。从此，先生开始研究峻青作品、创作关于峻青研究的文章，几十年来写下几十万字的关于峻青文学创作研究的力作。

2010年11月，烟台峻青文化研究会成立，先生被众人推举为会长。写一本系统研究峻青文学理论、解读峻青作品的书籍，是先生多年的愿望。随着先生年事已高、且身体在几乎失能情况下，特别是进入2016年，当先生得知93岁的峻青老人神志开始模糊的时候，心急如焚，发誓要在峻青老在世时完成《峻青散文研究》的写作并出版。为此，他发疯似地投入写作，起五更爬半夜，以每天4000字的速度赶写书稿，以致于积劳成疾又住进医院。然而，病床上的先生不顾医生要其休息的劝诫，一边打着吊瓶一边写作。时逢年关，先生闭门谢客，突击写作，终于完成36万多字的《峻青散文研究》论稿。这年先生已是76岁、在身体几近失能的状态下，在三尺小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该论集，倾注了先生毕生之所学，是先生压棺垫枕之作。《峻青散文研究》对学习研究散文写作、繁荣文艺创作具有积极意义。

先生逝世数月后,我拜读了先生的贤夫人邹淑香老师所撰《奋斗者——安家正同志安息吧》一文,该文以日记形式记录先生生前最后十个月的艰难生活，从中获悉先生在生命最后短暂岁月里,任凭胰腺癌病魔百般折磨依旧笔耕不辍，先后为三十余人的书作序，各序言内容短文1500字、长文6000字，还有给友人书信十几封，给烟台市相关领导的关于烟台地域文化研究建议的书信。去世前几日，他拿着放大镜浏览刚完成的《峥嵘岁月》《思絮漫逸》，两本书的书稿近80万字。这是他生命最后时刻完成的两本书。2023年3月19日凌晨一点零八分，先生带着无限的眷恋离开他挚爱和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

在先生逝世两周年之际，写了上面的文字，作为一名学生对老师、对烟台一位卓有成就和贡献的文人的追思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