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育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关于秦始皇三登之罘的记载，含有丰富的历史信息。泛泛而览，似乎明明白白；稍一用心，却有乱花迷眼之感。近来，笔者试着在字里行间寻寻觅觅，也有了点“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体会，写出来以助谈兴。

一

我们先推敲司马迁文中对秦始皇在“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嬴政十三岁继位秦王，记为元年，为公元前246年）和“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两次登之罘的记载。

两次登顶各有刻石，虽然第二篇名为东观，但其末句“请刻之罘”，证明它也是之罘刻石。但史记所记两篇刻石，文辞首句却都是“维二十九年”，这是明显的错讹。当然，这有可能是司马迁的笔误，也可能不是他造成的。本纪的体例是按年编次，两篇刻石文辞本应分属二十八年和二十九年，但实际上司马迁却把它们放在一起，很可能这是由于他所依据的档案年份错讹，史官无法判别，只能依样照录。

纸张发明之前，记事的载体通常是简牍，很方便以干支纪日的顺序排列。而记言的篇幅相对较长，会以帛书做载体。归档的帛书盖由书吏转抄，经过转抄就很容易出错。因此我的判断是，转抄的文吏把刻石文辞年份抄错了。

在烟台早期的历史上，这两件石刻居于特别崇高的地位，2000多年后，我们仍有必要尽可能判定其年份。所幸的是文本的字里行间似有线索尚存，也许我们还有机会。

二十八年，秦始皇的东巡路径是，泰山封禅之后，沿渤海东行，过黄、腄以后，“穷成山，登之罘”，即先到成山东头，再转回来，登之罘。史官编年记事，依据简牍所标干支纪日，司马迁是太史令世家出身，职业素养极高，这么简单的事正常不会错。

东观刻石文辞对此提供了双重证明：“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海隅即海之尖端，抵达海之端就是“穷成山”。“遂登之罘”的遂字，作副词用时解作“随即”。就是说一登之罘的行程是先到成山，再登之罘。由此可判，东观刻石属二十八年。

不言而喻，第一篇刻石文辞（即我们通常所谓之罘刻石）就属二十九年二登之罘之时。我们看这篇文辞最后六句，大矣哉云云，急切之情溢于言表。这大概是因为始皇前不久在博浪沙遇刺，随从群臣须高唱颂歌，以慰圣心。

二

二十八年第一次东巡为什么要先成山后之罘绕道走，有什么合理的缘由吗？这个问题与以下更重要的疑问有关：在所有秦始皇东巡走过的地方，之罘是唯一的三次登临、两次刻石之处，为什么会这样？既然如此重视，为什么第一次绕着走，这岂不自相矛盾？

在秦始皇的东巡目标中，琅琊居于很特殊的地位，他先后到过三次（但刻石仅一次，少于之罘），二十八年在此居三月，并迁黔首三万户于此，复十二年。其中的理由不难理解。琅琊是秦新建三十六郡之一的琅琊郡的郡治，居于海上交通的咽喉之地，春秋时，越王勾践曾迁都于此，并会盟诸侯。相比之下，先秦时期的转附（即秦以后的之罘）野兽出没，是贵族们的狩猎场，齐宣王可能曾在此登舟绕海岸游乐。在秦胶东郡，这里也属“治化不及”的边陲。有统计资料说，秦代整个胶东郡只有区区四十几万人口（全国约两千五百万人口），之罘岛很可能绝少常住人口。这样看来，秦始皇如此关注此地，定有另外的特殊理由。

秦灭六国，齐国是最后的一个。齐国自古就有的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力并未受到严重摧残。秦始皇对齐素存敬畏与忌惮之心。他到齐地巡狩，借宣示皇威，以震慑人心；又通过封禅和祭神（齐地八主，即自然神），以构建其皇权的合法性。齐地八主中，阴主祠三山（在今莱州），月主祠莱山（在黄县），阳主祠之罘，日主祠成山，四时主祠琅琊。秦始皇的东行路径大体与此相符。但是本纪中对他的祭八神却并没有记载。如果是由从臣代行其事，那么他何必车马劳顿，御驾亲临？

他的动机决定于其内心的愿望与意向。他深信五德终始、阴阳五行之说，尚水德（有近水近海的意向）。先秦时代的佚文及阴阳家、道家学说（见之于《山海经·大荒东经》和《列子·汤问》）都以为神山和异人在东海或渤海之东。（渤海蓬莱说是西汉才有的。）有理由相信秦始皇对这些早有所知，并心向往之。他到齐地寻神山，求仙药，应该不是见到徐福才新生的愿望，而是思谋已久，或者说，他来此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此。祠八主倒在其次。

因此到了胶东，他就直奔成山尽头而去。但是在那里并没有看到神山（海岛），他很失望。可能就在这时候，他得知之罘以东的海中有岛，缥缈若仙，并时有异象。于是西返之罘，登顶，向东瞭望（即东观刻石所谓“遂登之罘，昭临朝阳”），他看见了若隐若现的串串岛屿，可能还有异象。之罘一定是让他看到了希望，于是立石刻，并名之曰东观。从此，秦始皇对之罘念念不忘。二十九年博浪沙遇刺，他恐惧，怕死，寻神求仙的心愿更加强烈，这似乎是他当时直接奔向之罘的唯一合乎逻辑的理由。

三十七年，秦始皇五十岁，生命到了尽头。在琅琊，出海多年（更可能是在某处躲藏多年）的徐福回来了。此前秦始皇因察觉受方士之骗，曾借故坑杀诸生数百。但是说怪不怪，到最后他唯独对徐福其人和之罘其地情有独钟。听徐福之言，他沿半岛东部转一圈，射大鱼，并且把等候的终点定在之罘，在那里终于如愿以偿，等到了大鱼，射杀之。

至此秦始皇和之罘了却了终生的缘分。离开之罘不久，他就死在返回咸阳的路上。这似乎是他的宿命！

作者注：以上推论得之于推敲文本，缺乏坚实的史料依据。作为一得之见，奉献于读者，敬候批评指正。本文参阅了张景芬先生的《芝罘辨证》和支军先生的《胶东文化撮要》，谨致谢意！